政府和媒体在“东方之星”号沉船事故中的合作

摘  要：　媒体是连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 随着最近公共危机的频发, 迫切要求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对新闻媒体进行管控, 但是又不能过分的限制媒体的自由, 懂得与媒体合作共赢, 引导社会舆论。在我国, 媒体作为一种潜在的公共资源, 尚未得到完全的利用, 因此, 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媒体策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通过“东方之星”事件中政府和媒体的表现, 来分析我国政府在面对公共危机时的媒体策略问题。

　　关键词：　政府; 公共危机; 东方之星; 媒体;

　　一、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媒体策略的问题分析

　　随着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 逐渐暴露出我国现行媒体体制, 以及危机管理中对于媒体管理策略的一些问题。这已经成为妨碍我国政府提升危机管理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问题的出现都必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我国政府危机机关中媒体策略存在的问题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

　　(一) 传统媒体理念导致媒体政策滞后

　　建国以来, 我国长期运行计划经济体制, 特殊的国情, 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决定了媒体的性质是单一的, 所有的媒体都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喉舌, 在公共危机发生时, 政府部门往往处于“保持社会稳定”的想法, 意图控制新闻媒体, 控制社会舆论, 排斥媒体介入危机管理过程, 或是某些官员不愿意面临危机处理不当所带来的职责和压力采取瞒报或缓报, 曲解或忽略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这不仅造成了媒体失去主动性, 也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 随之也会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二) 政府直接制约导致媒体定位模糊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 媒体经营者的某些思想和观念还未能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 潜意识里存在着保守倾向。媒体虽然参与政治运行的全过程, 政府直接制约了媒体的活动范围, 并决定了媒体所能影响的程度和范围, 造就了媒体定位不清, 既不能很好的满足政府部门的需求, 同时也不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尤其公共危机发生以后, 媒体应该做到充分, 及时, 透明地公开信息, 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三) 负面因素的存在导致政府与媒体之间缺乏互动

　　我国政府与媒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得媒体缺乏相对的自由性, 尤其在有关公共危机的报道中, 首先, 政府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完善, 媒体缺乏公正介入的保障机制。在很多地方, 某些政府官员习惯性的对媒体的报道采取“堵”的惯性思维, 认为媒体的批评会严重抹黑政府的公共形象。其次, 新闻立法步伐缓慢, 不少政府利用公权干预新闻报道。媒体传播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以法律为基础, 但是我国新闻立法缓慢, 许多方面在法律上还是盲区。再次, 政府和媒体的角色差异导致了双方观点的差异。政府希望媒体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报道, 但是由于新闻媒体自身的独立性的一面, 使其在传递政府信息时带有一定的限制性。

　　二、政府和媒体在“东方之星”号沉船事故中的合作

　　虽然目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媒体策略存在着这些问题, 但不可否认, 政府一直在努力, 总的趋势来说一直在改进媒体策略, 以“东方之星”号客轮翻覆事件为例, 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和媒体在现阶段的共同努力, 向我国以及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力量, 也提高了中国政府在国内以及国际的形象。

　　(一) “东方之星”号概要

　　2015年6月1日21时32分左右, 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客轮“东方之星”号由南京开往重庆, 当航行至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长江大马洲水道 (长江中游航道历程300.8千米处) 时翻沉, 造成442人死亡 (事发时船上共有454人, 经各方全力搜救, 12人生还, 442具遇难者遗体全部找到) 。

　　(二) “东方之星”号救援过程中的政府和媒体

　　(1) 新闻发布会。凡是遇到重大突发事件, 特别是类似于沉船, 爆炸等人员伤亡等特别严重的事件因救援、善后、处理等一系列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政府一般都会举行一系列的新闻发布会, 以满足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和关心。

　　“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从6月2日至13日共召开15场新闻发布会, 首场发布会在事发次日下午5:30分左右, 距沉船翻覆事件 (6月1日23时左右) 约18个小时。“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就定调为“救援新闻发布会”, 此后10多场发布会都沿袭这一叫法。首场发布会抓住了公众所关心的事项, 着重说明了一系列问题, 例如政府采取了何种救援措施, 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进行救援, 有无落水者被救起, 船上人员的情况, 救援难度, 以及急需的救援物资是哪些等等。发布会特别提到了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做出指示, 强调“搜救人命高于一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赶赴现场指挥救援, 等等。这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力和舆论焦点, “圈定”了公众舆论的大方向, 由于首场发布会调子定的好, 舆论在“东方之星”号救援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对于救援过程有影响的负面舆论[1]。

　　15场发布会几乎都是围绕着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和公众急于了解, 关心的问题予以公布和回应。另外, 政府在新闻发布会回答公众有关救援、打捞的专业性, 技术性的问题时, 邀请了一系列的权威专家出席发布会, 并一一进行了解答。由专家, 而不是官员来解答, 解答足够权威, 给了公众足够的心理认同, 起到了很好的解惑作用, 有效的引导了公众舆论的方向。

　　(2) 新闻媒体的社会了望者角色。6月1日晚, “东方之星”号客轮翻覆, 包括主流媒体等官方微博、微信在内的新媒体率先发声, 向公众报道事件的简要状况;第二天, 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相继在早间新闻频道插播这一事件, 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权威媒体确认了这一事实, 各大媒体网站纷纷开设专题、专栏, 对救援状况进行跟踪报道;第三天, 各大纸媒都在头版头条对中央的部署以及救援的进展进行了详细报道[2]。

　　我国媒体在轮船翻覆的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持续关注, 时时更新最新的救援进展状况, 倾注了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 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作为信息员, 宣传员, 监督员和咨询员的责任, 阐释了新时期我国媒体的社会担当。

　　(3) 新闻媒体的道德伦理。首先, 注重人文关怀。与以往相比, 本次事件报道从以往的政府为主体转变为政府和民众主体兼顾的方式。在整个沉船事故报道中, 新闻媒体充分体恤逝者家属的感受, 格外注意观众收看时的感受, 不刻意选择一些凄惨的照片、泣血的文字来进行渲染, 不渲染悲情, 同时细心的挖掘出那些救人的感人瞬间, 人们之间的互助, 给生者以温暖, 给逝者以尊严, 体现出了新闻媒体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3]。同时在整个报道过程中, 充分认识到了人的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在采访中注重紧紧围绕人的生命和人的价值这个核心观念, 为公众做出了闪耀人性的报道。

　　其次, 时效性, 技术性。知悉沉船事故发生以后, 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记者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 源源不断的为公众提供最新的进展信息[4]。并且2日凌晨起, 微信公号、客户端、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成为多家媒体第一落点新闻的窗口, 各大新闻, 咨询类客户端很快把沉船事件做成图文结合的形式, 置于首页。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不再仅以简单的文字进行报道, 文字+图片+视频已经成为了模式化的操作常态。关于事故地点地形, 以及沉船的客舱, 人员, 分布等信息都以图片或者短视频的形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送到公众的电脑、手机上。电视台也运用航拍, 延时拍摄等多种多样的手段, 丰富报道的视角, 让公众更加直观的看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经过。

　　最后, 追问真相:深挖新闻背后。危机的发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 因此新闻报道不能只停留在事件的发生阶段, 更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 进行密切跟踪, 做到有始有终。本次事故之初, 媒体就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专家, 分析认为, 综合气象监测, 气象雷达资料和现场查看、分析等, 属于局地性, 小尺度, 突发性强对流灾害天气[5]。报道过程中, 新华社独家采访到“东方之星”客船船长, 轮机长, 以及其他幸存者, 根据他们的讲述, 在救援基本结束后发出《生死一瞬间, 幸存者还原翻船经过》, 真实的再现了客船翻沉的那一刻。同时, 还围绕着遇难者家属的述求, 对善后处理的意见等进行舆论监督。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种突发性事件频发, 能否积极应对这些事件是考验我国政府协调能力的重要课题, 同时也对社会守望者的媒体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政府要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 在危机管理中, 针对媒体的发展路径采取更有效的媒体策略,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媒体间的合作。

　　参考文献：

　　[1]田宏明.新闻发布会与公众舆论方向引导--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得失,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 (33) :89-93
　　[2]姚寓泾.从“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新闻报导, 看媒体如何担当, 南通周刊, 2015 (12) :124
　　[3]夏洪平, 楚沄浩.回应受众关切, 体现人文关怀--军报“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救援报道特色浅析, 军事记者, 2015, 07:15-16
　　[4]新华社湖北分社.拼抢多个手法, 体现人道情怀--“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报道纪事, 中国记者, 2015 (7) :11-13
　　[5]陈瑜.新媒体影响下的灾难报道初探--以“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为例, 科技传播, 2015, 11 (下) :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