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两轮哲学”思想的历史形成、内容与意义

　　摘    要：　陈荣捷作为20世纪中学西传的拓荒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海外传播与现代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陈荣捷的“两轮哲学”思想作为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形成于陈荣捷的翻译过程,以凸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主体性、民族性为基本内容,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陈荣捷; 哲学用思; “两轮哲学”;

　　陈荣捷被欧美学界誉为“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1]。这正是对陈荣捷在海外传播中国哲学学术成就的肯定。伴随近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趋势，陈荣捷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两轮哲学”思想是对中西方哲学共性与个性的深刻把握，是从世界哲学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诠释。陈荣捷的“两轮哲学”思想形成于其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编译过程中，展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和基本内容，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

　　一、“两轮哲学”思想的历史形成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哲学走向世界首先要突破语言关，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与其他语言进行沟通的必经之路。陈荣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本英译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哲学资料选编》至今仍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必备参考书籍，其中贯穿他对中国传统哲学个性化的诠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1994年对陈荣捷的去世这样报道:“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的一代宗师和中西方学术界最关键的联结者……向西方传授中国学术传统的中间人，当今之世无人能出其右。”[2]在翻译过程中，陈荣捷以经权统一为依据，对中国传统哲学文本、西方已有中国哲学英译文本等进行重新梳理。

　　首先，陈荣捷对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进行考证并对西方错误编译进行校正，以文本价值和历史价值为内在根据，将汉语文本和英文文本对照并对英文文本不当之处予以批判。诸如，《论语》《孟子》的英译底本选取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选取王弼的版本。对西方现有英译本，他以在英语国家有一定影响的英文中国哲学文本为参照，依据中国哲学原版对之进行条分缕析的考证。进一步，陈荣捷结合西方哲学的语法规则、逻辑原则，在英译中国传统哲学史料的过程中提出富有智慧的哲学创见。诸如，老子《道德经》中“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原有英译本中，Blakney(布拉克尼)将“不仁”译为“unkind”(不友善的)，但这一表达内涵消极残暴的意味，全然曲解了老子的原义。陈荣捷指出，“仁”在中国哲学中有“礼”“爱”“慈”“温情”等含义，“圣人不仁”是对圣人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之美德的呈现，故陈荣捷将“不仁”译为“unhumane”(不人道的)，更加接近老子原义。

　　其次，陈荣捷在英译中国传统哲学史料过程中主张让先贤“自己讲”，显然这是对冯友兰“接着讲”的承续，以期增强哲学范畴的历史连贯性。陈荣捷通过比较、会通不同思想家对同一范畴的具体使用，明晰不同哲学思想的张力与活力。诸如，陈荣捷指出韩非对“道”的形上探讨时间最早，原因有二:一是“理”为中国哲学近八百年来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二是“道”是万物所以分化形成之根据。进一步，他指出韩非是对道和理的含义及其关系进行归纳与演绎的首位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先秦百家争鸣综合趋势的自觉努力。故陈荣捷肯定韩非对“道”之本体化所作的努力，以及这一本体化努力对先秦和魏晋形而上学研究的历史价值。可见，陈荣捷英译中国哲学史料主张“自己讲”是对不同哲学范畴历史逻辑的整理，以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提供根源。
 

　　再次，陈荣捷在英译中国传统哲学史料中注重考察哲学范畴的义理，为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便将其与西方哲学作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史料呈现于原典、注、疏等文本体裁中，陈荣捷对之评注本质上是诠释主体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公孙龙《指物论》之“指”有个性与共性之分，赞成个性的人将其理解为普遍概念，赞成共性的人或唯名论者则认为其指手指或指涉。而陈荣捷秉持美国实证主义的求实精神，指出《指物论》原文残缺不全，在新的史料出现之前，每个人的解释机会是均等的。同时，陈荣捷在评注的过程中注重凸显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性，强调从多种角度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特色。诸如，学界一般认为董仲舒的“人副天数”有其特殊的时代作用，但其神化自然的倾向一直为后世所诟病。而陈荣捷以西方逻辑学为视角，指出董仲舒对“人副天数”的论证继承并创造性运用了先秦及汉初的数形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他用“numerical”(数字的)表征“人副天数”之“数”，而不是“number”(数字)“figure”(计算)等，即是突出其有“数字的”与“用数字表示的”含义，与西方数形逻辑相贯通，拓宽了中西哲学的对话路径。

　　二、“两轮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英译中国传统哲学史料的过程中，陈荣捷以经权统一为方法论依据，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正是在这一理路的指引下，形成了多层次多元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哲学史料的“两轮哲学”思想。在编译评注中国哲学史料的过程中，陈荣捷融会古今中西学术资源，具体而言:一是立足中西不同学术传统的宽广视野，通过对照同一范畴的不同文化境域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色;二是注重对哲学范畴多角度探析及其与相关范畴的比较，同时注重其演变路径;三是诠释过程中注重范畴本体、认识和方法等哲学内涵，为阐释范畴的“源”与“原”提供根据。

　　其一，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资源，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观点或范畴的内涵及历史演变进行阐释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性。第一，陈荣捷注重对同一范畴的不同文化背景进行比较，进而明晰范畴在不同情境中的义蕴。以庄子“方内”“方外”为例，“方内”指儒家的人文主义世界;“方外”由诸蕴组成，是佛教对生命暂时存在的设定。陈荣捷指出，佛家主张诸法无相，认为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不真实的，道家强调无为区别于佛家的寂静主义。而“方内”“方外”的哲学范畴虽为庄子首先使用，但其在儒释中皆有对应的义理。第二，他注重阐释同一范畴在历史演变中的内涵变化。诸如对华严宗“法界”的评注，陈荣捷指出，理事的观念基本上和性相、体用、“二谛”(真谛和俗谛)的概念相似，进一步指出了佛教范畴在儒道等文化体系中的表现。

　　其二，从世界哲学视域审视中国哲学范畴，彰显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主体性。在比较中国传统哲学范畴或概念的过程中，陈荣捷强调要阐释中国哲学范畴的本义与西方对应义，以深化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拓宽中国哲学与世界其他哲学的交流路径。关于禅宗历史地位的阐释，陈荣捷以佛学经义为本比较了胡适和铃木大拙的观点，提出将二者综合作为理解禅宗历史地位正是禅宗发展为独立教派的轨迹。对于唯识宗的意识，陈荣捷借鉴冯友兰的观点，指出唯识宗的意识是因缘和合而成，任意无规律，区别于休谟视外在经验世界是不真实的西方哲学观点。显然，佛教并未将怀疑的精神一以贯之，并坚持对外在色相的探究，而是转折走向了内在精神的培育[3]。

　　其三，注重从本体论、宇宙论和方法论等不同方面阐发概念或范畴，从而明晰概念或范畴的“价值对象性”(朱贻庭语)。诸如对“禹”“命”等范畴在不同哲学学派中功用的阐释。他指出:“禹”对于儒家是道德典范以供后世效法，而对墨家则是侧重于躬行实践的范例，二者呈现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不同进路。儒道论“命”是从宇宙全体赋予人之禀赋的功能着眼，而墨家则弱化“命”的形而上之意蕴，强调“命”的具体运用。

　　综上，陈荣捷通过“两轮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或范畴的不同义理和历史嬗变进行诠释，还原中国哲学的本义，在此基础上会通中国哲学与世界其他哲学，从而完善其“两轮哲学”思想的架构。陈荣捷的这一用思体现了20世纪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向，正如冯契所指出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4]

　　三、“两轮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

　　周炽成指出:“最早阐发两轮哲学的是陈荣捷先生。他认为，‘两轮’的说法最先由朱熹提出，并且他的两轮哲学最为完备，不过，它并不是限于朱子，而可适用于整个儒家。”[5]陈荣捷“两轮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儒学优秀部分的承继，“两轮”是一车之两轮的平行关系，对举双方相互区别、相互作用，但不可偏颇，偏则不能行，诸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

　　从哲学认识来看，“两轮哲学”是对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中国传统主流认识论的提升。在陈荣捷看来，“两轮哲学”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统合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个哲学体系，呈现出中国古代学者重视人生与实践的学风。“两轮哲学”内涵丰富的辩证逻辑内容，诸如“天人合一”“礼俗互动”“形神一致”等。在西方哲学中，“两轮哲学”展现于伦理道德、逻辑思维等领域，呈现出多对立而少综合的发展趋势，诸如肉体与灵魂、共相与殊相、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等。挖掘中西“两轮哲学”的本质，可知中国重综合是在小农经济土壤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综合走向，而西方则是工业社会发展中科学与人文对立所呈现的分离趋势，正如王国维“可爱”与“可信”之矛盾体现。

　　从哲学本体来看，“两轮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或天人关系问题的探索，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程志华指出:“陈荣捷对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6]陈荣捷注重挖掘中国哲学范畴的“源”与“原”，阐发范畴初次使用的哲学家、本义及其历史地位，注重范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义理的发展与完善。从范畴之“原”来看，陈荣捷对范畴的本义及现实根据进行阐释，以中西方“人本主义”为例，西方以高扬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人本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源于西周，热衷于政治与社会事务，体现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也表示了对人生价值的肯定[6]。自孔子以后的大多数儒者，诸如孟子、朱熹、王阳明及近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是“人本主义者”，因此陈荣捷认为，中国的“人本主义”内涵两个方面:一是人居于政府之中心地位，二是人事实上亦被认为重要。从范畴之“源”来看，他重视范畴的历史演变，诸如对扬雄性善恶混思想的评注，他指出，性善恶混的理论并非王充首创，首创者是扬雄，这是毫无疑问的。应看到，陈荣捷这一论断以《法言》的相关论述为佐证，并进一步对汉代人性论的特点进行归纳探究其背后的“两轮哲学”的逻辑思维模式。

　　从哲学价值来看，“两轮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中个性自由与社会大同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呈现重视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的萌芽，同时注重对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的阐释。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对自由人格的建基和培育，但与之相对的外王在先秦以后的发展中则较为单薄，致使中国自然科学、形式逻辑的发展相对西方较为滞后。西方哲学重外在自然的探索，呈现出对形式逻辑的重视，诸如柏拉图的共相与殊相，笛卡尔的心(精神)与物(肉体)，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等。在比较、会通中西哲学的过程中，陈荣捷主张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要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前提，吸收西方科学发展和形式逻辑的优势。诸如，他认为扬雄性善恶相混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人性论探讨的真正进步，这是由于其避免了孟子、荀子的极端，同时避免了董仲舒的强分性情。因此，陈荣捷在对中国传统个性自由和大同社会相关范畴的阐释中，对中国传统哲学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予以重新诠释，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