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的内容及启示探析

　　摘    要：　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被世人奉为“王佐之才”，他的思想体系包罗万象，管理思想作为其思想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可谓内涵丰富。董仲舒的行政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他的法治管理思想和人事管理思想，他的思想由于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汉武帝便顺势采纳其意见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的行政思想系统代表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基础。他的成就也促使儒家文化一跃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关键词：　董仲舒; 行政思想; 独尊儒术; 现代化;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创封建社会新纪元的朝代，经过四年楚汉战争最终建立，连年的战争使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出现秦朝时期的不良社会状况，汉朝的统治者开始休养生息。黄老思想重新兴起并于西汉时期达到鼎盛，黄老思想实际上是道、法思想的结合，还糅合了阴阳家、儒家、墨家等诸派的观点。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期着名思想家，义不容辞的担任了这一历史使命，他的德治思想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人都有着巨大影响，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理论大楼的奠基人。今天的中国，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正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和革新。目前中国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在当今倡导以德治国、以德行政的时代，董仲舒的以德行政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转型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汉代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就更有其价值。以德治国是董仲舒的基本立场，这个思想史针对特定历史的一面，因为当时是汉初，正是举国百废待兴的时期，全国上下的民众都非常焦虑，要避免秦朝的悲剧再次发生。也是因为秦朝的法律非常残酷，因此汉代的文人也就特别强调德治的积极意义。近年来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具有实用价值，目前中国的各个方面都在进行大刀阔斧改革，行政体制和人事当然也不例外，德治、法律、改革、人事等方面的内容都涵盖于董仲舒的行政思想之中，在当今倡导以德治国、以德行政的时代，董仲舒的以德行政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董仲舒行政管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在政治上，各诸侯割据势力逐渐壮大，并且压榨百姓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减轻了农民的部分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权贵和列强也在这段时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慢慢变成割据一方的大诸侯。史书上记载：“跨州连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1]，这使得中央集权相对减弱。

　　在经济上，权贵豪强对于土地的兼并加剧。西汉初期，汉高祖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到文景帝时期对于盐铁等商品还没有被国家统一控制，致使一些富豪和地主占据了铁矿和海盐，他们使用这些铁矿去练铁用海水去煮海盐获得大量的利益，也提升了工商业的地位，很多农民为了更好的生计都转向工商业。“亡农夫之若，又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但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却生活的越来越惨。

　　在思想上，逐渐出现独尊儒术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以往的“周礼”成了影响社会进步的桎梏，诸多思想家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帮助国家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推动了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西汉初期出现的七国叛乱后虽被平息，但成为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示警，西汉立即转为采取“积极”的政策，倡导儒学，使整个政治以及思想界确立以“儒”为尊的局面，意识形态方面也开始强调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性[3]。
 

　　二、行政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董仲舒一直以来都是以儒家作为思想基础强调“仁政”，实行仁政方可国泰民安。将行政管理思想分为两部分即法治管理思想和人事管理思想。

　　（一）法治管理思想

　　董仲舒虽然继承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他并非主张废除刑法，而是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4]。董仲舒以“春秋”大义出发说明他的治国之道，用阴阳学说去阐明事理，结合法家思想并且兼容了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自成一派开创了新的法治管理理论。他法治的管理思想由两点主要形式组成。

　　第一，君权神授，奉天法古。这是董仲舒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君权神授这个思想并非董仲舒的原创，是他继承春秋战国观念后发展起来的，从此用君权神授的理念统治天下成为了其后的统治者的优选。而董仲舒则是幕后推动者，他宣扬天是万物之祖，天子即位从此开始要行天之道奉天法古，严格按照上天的旨意治理国家，与民亲善[5]。对于臣民来说，董仲舒则提倡官员要遵循道德要求来行使权力，因为这是上天的旨意。

　　天人感应，以德为主刑法为辅。上面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不是董仲舒的原创，但是天人感应却是实实在在董仲舒的原创思想，天人感应主要体现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以德为主刑法为辅，这也是董仲舒法治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董仲舒在教化人方面重视人的个体性，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就像天一样，有时阴有时晴，人性也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对于怎么样教化众人，董仲舒提倡的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汉代虽还没能出现科举，但是也有着自己的一套选贤任能机制，要全国设太学，立庠序，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民众得到真正的“仁”。作为儒学大师虽主张“德主刑辅”，却并非否定法家思想。反而将传统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糅合为全新的法治管理思想。

　　（二）人事管理思想

　　董仲舒在提出他的以德治国的法治思想之后，又发展出他的人事管理思想，首先就是确立了为汉代公卿大夫甄选人才察举制。察举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初创时期，西汉初为适应当时的制度，刘邦是沿袭的秦朝的选拔任用官员的制度。后来伴随封建经济的恢复，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以往选拔官员的制度难以选拔到有用的人才；一种新式选拔人才的制度——察举制开始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察举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并且对于那些被察举为优秀人才的吏、民都给予优待，或者赐予高官厚职，国家的有识之士也可以通过这种举荐的方式集中到朝廷。

　　除了察举制度之外，董仲舒的人事管理思想中还有一项重大创新就是兴太学，太学就是朝廷设置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董仲舒力主推崇儒学，提出了“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想法，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此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开始形成。除了复兴儒学，董仲舒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想要改革国家的教育制度，培养国之良才，改进国家制度，此时又正逢汉武帝想要借儒学一统天下，董仲舒的提议便随水推舟的被接受。这些举措无疑培养出一大批遵从儒家忠诚孝顺思想的文人，朝廷再从这些人里面选拔官吏，从而逐步形成汉代人才选拔的官方标准，也由此开创出由信奉儒家学说的文人担任官僚的政治体系。

　　汉武帝确立和完善察举制度，极大的影响了当时国家对于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首先，打破了从前官员世袭制度，促进了社会政治的安定，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文人与武帝之间的关系，使得全国上下一些下层的民众也有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其次，开创了文官士人政治的先河，为举国上下社会的风气进行全体整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周朝主要是依靠宗法式的王室贵族的血缘系统来维系，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百家争鸣，文人都喜欢到列国周游，并且向统治者宣传其学说，也就形成了文人与贵族争斗权利的现象，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之后，正式确立了察举制度，天下的读书人都大受鼓舞，对于这项政策趋之若鹜，因为只要有真才实学的人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仕途，给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最后，是未来隋唐的科举制选拔官吏的基础。汉武帝时期的察举制度，从人才标准、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和对选拔出来的人才待遇都有着很多细节方面的规范以及要求。比如，被直接选送给中央政府的人才就叫做“贤良方正”；而那些由地方长官根据本地有威望的名人推荐选拔出来的人才被叫做“孝廉”、“茂才”。这种制度也是后世的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度的雏形。

　　三、对于现代化的启示

　　董仲舒的行政思想实施之后，可以看出他的根基就是儒家思想，并且借鉴了其他百家思想中的精华之处，从而提出很多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种种建议，能够满足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他的思想也就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基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各种思想涌入我国，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之后，欧美各国思想对本国各种主流文化的渗透渐渐加深，因此国家和政府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显得至关重要，对于当前的中国解决和调整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显现的各种社会道德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等等都有着积极启示和借鉴意义[6]。

　　董仲舒的“德、法”思想对于完善当前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启发。董仲舒提倡的德教，虽然强调德主刑辅，但是实际上主张的德治其实是人治为前提的德治，而对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就有两种需要克服的倾向。一种是偏向人治，一种是偏向法治。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各级政府部门，不缺乏管理人的思想，真正缺的是如何将这些管理思想转化为规范可执行的管理制度和方案，同时也缺乏让从上到下的领导和员工都能遵从执行的规章制度。主要原因是这些人还没有树立起法治观念，对于政府部门来说，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完善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依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以人治的思想为主。或者是一些人虽然做的是公务员管理工作但依然用着道德教育的旗号，最终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思想[7]。还有一种倾向是“法律万能”，这些人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法律来解决，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只要有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就可以实现良好的管理效果，但其实法律终究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国定的条文，但是守法却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在管理公务员的时候也可以借鉴董仲舒“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的法治观点，不但要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还要强调道德的自律性[8]。在具体的实践中，用好董仲舒的“以人为本”和“德、法、礼”这两点，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吴王潺列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141.
　　[2] 班固．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954.
　　[3]杨怡悦．评“德主刑辅”[J]．华夏文化，2005(03):11-12.
　　[4]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99.
　　[5]杨鹤皋．董仲舒政治法律思想简论[J]．政法论坛，1981(01):7.
　　[6]汪高鑫．略论董仲舒民本思想[J]．学术界，1994(04):4.
　　[7] 唐凯麟，曹刚．儒家思想与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6-61.
　　[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2-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