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口因素是影响幸福的决定性因素

　　西方主流经济学自马歇尔尤其是罗宾斯以来，由于陷入理性人假设的“铁幕效应”的困境中，导致其对幸福研究几乎一无所知，形成了现代经济学“价值无涉”的判断。面对“幸福悖论”的责难，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摈弃德性传统、全面功利化这样一种历史选择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作为其回应，伊斯特林将经济研究直接聚焦于幸福，以及不丹国王基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应保持平衡的执政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概念，开创了经济学系统研究幸福的先河，也开创了经济学的新方向--- 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在深刻反思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财富、效用、消费等经济学基本术语进行了重新解读，这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回归，更是一种超越，彰显了对经济社会的现实性和解释力，给经济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一、财富的重新解读
　　
　　财富的解释，从古希腊时期到古典经济学时代，直到现代经济学，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演绎，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从具体向抽象，从物质化向非物质化演变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就是达到幸福目的的所有手段的集合。配第视外贸是幸福的源泉。
　　
　　魁奈认为人们的福祉，其根基在于来自土地即农业的收入，还在于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并不是唯一的目标，幸福和谐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斯密认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和地位为的只是虚荣、自满和炫耀，而付出的成本是健康、快乐、安逸、满足、舒适和宁静，这失去的一切都远比仅仅对财富和地位的苦苦追求要有意义、有价值和重要得多。最后人们才开始醒悟：“财富和地位仅仅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他们同玩物爱好者的百宝箱一样不能用来实现我们的肉体舒适和心灵平静； 也同百宝箱一样，给带着它们的人带来的麻烦少于它们所能向他提供的各种便利。”在亚当·斯密看来，幸福来自积极的生活和适度的财富，而不是来自懒惰、奢侈和过度的财富。这诠释了财富与幸福的关系，但后来的经济学在面对现实时忘掉了财富与幸福之间非常复杂的和难以处理的关系。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因素是影响幸福的决定性因素。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开篇就从人类和社会的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即对于社会更幸福的状态来概述本书的。“我已看到了一些有关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使我颇感兴奋和愉快。我热望能实现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改良。但据我看，改良的途中有一些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难。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困难。”人类幸福是经济学追求的目的，只不过在实现人类幸福方面社会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据此，马尔萨斯对斯密的《国富论》评论道：“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
　　
　　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 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 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 的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马尔萨斯意在说明斯密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国与民处于和谐之中，但实际上斯密没有看到国之富并不一定等于民之福； 只有国之富，没有民之福是不可取的。同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恰好是按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例增长的，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实现人类幸福的关键是人口而不是其它因素。其实，马尔萨斯在 1803 年再版此书时所使用的完整标题是，《人口论原理或对人类幸福的过去和现在作用的看法； 对我们的罪恶的未来消除或缓和的质询》，这说明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幸福研究的，只是人口因素阻碍了人类幸福。其后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也把适度人口理解为能保证人类最大幸福的人口。
　　
　　汤普逊则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论述如何增加幸福。他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的开场白中指出，从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研究一切公平的财富分配应该依据的自然原理、原则或法则。为此，他认为公平的财富分配应以功利主义原则为依据。“考虑到一切效果--- 良好的和恶劣的，当前的和未来的--- 功利主义，或者说尽可能谋求人类的最大幸福，是本书中时时刻刻记住的、凌驾于一切其他原则之上的指导原则……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能够增进人类可能有的最大幸福的，或者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那种分配方式。”汤普逊宣称，经济学的目的是确定那种能够导致最大的财富再生产和从一切其他来源获得最大幸福的财富分配的方式，也就是能够增进人类可能有的最大幸福的，或者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那种分配方式。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将增进全体所有人的最大量的真正幸福。所以，目前的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智慧都应该主要致力于解决这一症结问题，即获得幸福的物质资料的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在研究财富问题时，不仅应从生产领域上着眼，还可以从分配领域着眼，考虑到财富的道德和政治后果，考虑到影响人类幸福的一切方面。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充裕的财富本身并不足以带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财富的分配状况才能真正为人类造福。
　　
　　边际学派以财富对个人主观欲望及满足为尺度来衡量幸福。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门格尔认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一般都遵循着尽可能地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类都从外物中探索其可用之物，并将其置于自己支配之下，以改善其经济状态。人类既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以期能利用它去尽可能更好地满足其欲望。他说：“人类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假如我们只支配着满足一个欲望的资料，那么，纵使我们所支配的资料是如何的丰富，仍将不能保持我们的生命和福利。人类满足欲望的方式，从大体上来说，若使其毫无遗漏的话，可以说呈现着几乎无限差异的状态。可是各种欲望满足之一定的协调，对于保持人类的生命和福利，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一切财货所共同服务的总目的--- 人类生命和福利的保持，不是一种财货所能单纯实现的，而是只有与其他财货相结合才能实现的……这样的财货总体，或直接为各个经济人所支配，如在孤立经济下的情况一样； 或一部分直接地，一部分间接地为各个经济人所支配，如在今日这样交换发达的社会内一样。只有在这个财货的总体性上，才能获得我们叫作欲望满足的结果； 更进一步，也才能获得我们叫作人类生命和幸福之保证的结果。”边际学派以商品的最后作用即直到满足人类欲望为止的全部因果链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也就是以满足人类幸福为终极目标的。
　　
　　艾斯勒从经济体系应促进人类福利和人类幸福这个基本前提出发，认为尽管有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可是这种能力一方面在生产大量财富，而另一方面又在生产饥饿、赤贫和暴力，生产残暴、冷酷和毁灭。传统经济学应该超越市场，以更开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经济学，包括家庭、社区和自然界的种种维护和支援生命的活动。她说，“农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土地； 工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机器； 后工业社会，真正的国家财富是人和自然环境，最宝贵的资本是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为此，她倡导的关怀经济学应该包括关怀人的经济活动和关怀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经济学。安尼尔斯基更进一步地指出，创造真实财富来获得幸福应该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人造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五个方面。他认为，测度真实财富时，我们应该不只包括货币和世间拥有物，而且包括诸如健康（ 生理和心理） 、精神康乐、和谐关系、爱和尊重、我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条件和自然安宁等定性指标。他希望“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经验，都能认识到真实财富存在于庆祝生命和实现幸福之中，而不是只存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中。”因此，他热切呼吁人们携手共进，让真实财富和幸福经济的理念尽快走向世界，踏上这条通往真实财富的幸福之路。
　　
　　幸福经济学认为人类幸福不仅涉及财富的生产还应包括财富的分配、财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人口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定性指标。为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应主张广义财富论，在物质方面，不仅指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劳务，还应该包括那些现在越来越稀缺却仍然是免费的自然资源如阳光、空气等等；精神方面，不仅应包括知识在人类进步中所扮演的作用，而且还应该包括人类灵魂内各部分的感受如安全感、公平感、快乐感等主观价值感受。从色诺芬的财富就是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到柏拉图的精神财富、肉体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划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有用物的财富和货币形态的财富划分； 从马克思的作为“纯粹的物”维度的财富、“社会关系”维度的财富以及“主体能力”维度的财富，到陈惠雄的自然财富与国民财富的划分，再到刘诗白对硬财富与软财富的现代财富划分。这些财富思想倡导广义的财富内涵。这些思想即为幸福经济学关于财富的最佳诠释，这样人类才能够真正获得富足、充盈的幸福生活源泉而万世不竭。
　　
　　二、消费的重新解读
　　
　　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消费概念，局限于在市场体系中生产和交换的商品和劳务，对人们需求的满足。实际上，人类幸福的需要不仅于此，比如为人类提供的蓝天、白云、阳光等自然资源，甚至还有友爱、感情、尊重，以及对美的感受等等，都是我们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讲，人类的消费，不仅仅只是市场行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市场行为，实质上是包含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内容，是一个不断由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相互转化的过程。
　　
　　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消费不仅包括收入消费还包括符合道德标准的消费。萨伊认为，最适宜的消费应是有助于满足实际需要的消费、以收入为基础进行的消费以及符合道德标准的消费。西斯蒙第认为人们除了必须有物质产品的消费外，精神消费也是很重要。精神方面的幸福，即： 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的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
　　
　　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被简化为约束条件下对效用函数求极大值，心理因素和社会人特性被完全抛弃而无需考虑市场伦理和道德问题。凡勃伦对此批判到： 个人消费还应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制度的影响，不能把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因素视为个人选择的外生变量。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认为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贝克尔也论证到，消费也要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的约束。行为经济学也认为消费不仅受物质利益的驱动，也受到他人利益的影响。传统经济学对消费的理解局限于新古典主义的消费函数，用收入来解释消费行为，忽视了不同的消费者为获得相同收入需要付出不同的生命成本这一关键事实。“消费的本质意义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的需要，生命为消费付出的代价才是消费者消费支出的理性尺度。”陈惠雄消费理论将消费者与生产者联系起来考察，使人们能够对消费者有更全面的理解： 消费的根本意义在于满足生命的需要，生命消费付出的代价，才是我们理解人类消费行为的根本尺度。
　　
　　消费观又重新回到关注社会文化结构等社会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消费理论从最初具有浓厚人文精神到对这种精神的背离和回归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现代经济学的主题和核心转向了对人的终极目标的关注。为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应确立广义消费理念，它能够为我们建立社会协调机制、实现健康快乐消费、合理取舍生活提供基础性的重要原则，能够解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性问题。
　　
　　三、成本的重新解读
　　
　　幸福经济学扩展了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从古典经济学主要探讨生产成本到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探讨交易成本，从行为经济学主要探讨心智成本到人本经济学主要探讨生命成本，这些不同的成本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论述了经济学关于稀缺资源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问题，为幸福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来源。
　　
　　古典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考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研究生产成本、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和核算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的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其主要涉及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论述。
　　
　　行为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要考察经济行为背后的人的心理及行为。行为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必须考虑经济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心智成本就是运用理性和非理性，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所花费的认知成本。心智成本将思维或心智作为稀缺资源，认为人类倾向于将有限的脑力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用途上去，其核心思想是由于人的理性是宝贵的稀缺资源，人们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成本获得最大的心智收益。
　　
　　人本经济学的成本理论考察人自身对终极目标的追求，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终极性。人本主义经济学认为，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而由于信息不全、无理性与溺爱式利他，偏好存在着偏离快乐的实际风险，造成对个人、社会及至生态环境的巨大损害。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类行为的价值准则。在这方面，卡尼曼、黄有光等一批经济学家试图颠覆新古典主义效用论，复活边沁的基于社会福祉的快乐主义思想，并以快乐原则为核心来取代偏好满足的效用原则，以便使现代经济学建立于真正理性的主体行为出发点基础之上。卡尼曼认为，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都是当前体验到的并且在未来被记忆的感受，即快乐与痛苦的享用体验统治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因为边沁的功利或效用，指的是自然人的快乐和痛苦的体验，因此应被称为体验效用。这种效用主要存在于对快乐的客观性的测度，因而是可以测量的，应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黄有光所言： 为什么我认为偏好和欲望之类的满足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规范性意义而只有快乐才如此呢？ 为什么快乐是最根本的，而其他事物从根本上说只是就其对快乐的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言才是重要的呢？
　　
　　对此的简单回答是，只有快乐和痛苦本身才有好坏之别，而其他事物均无这种性质。因此，人本经济学的成本理论认为，快乐必须满足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 人的生命成本才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根本的成本支出； 经济发展根本上是要解决以尽可能少的生命成本付出获得尽可能多的快乐满足的问题，这是人类所有经济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处；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使人类有限的生命能够更加有效，在生命成本的约束下实现最大化的快乐满足。这体现了人本经济学把人的主体性与人本思想的实质以及把作为目的的人和作为手段的人统一归结到人的生命成本的理论思维。
　　
　　从学理上看，经济学从假设前提、基本内容、对实际的指导意义等，都呈现出与现实经济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完全市场假定等逐渐被现代经济理论更接近实际的现实人的假设条件所取代，从而使得现代经济理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更强，这是经济理论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表现，也满足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的要求。新古典经济学下的成本主要考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下的成本主要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行为经济学下的成本考察经济行为背后的人的心理及行为。经济理论随着经济环境的现实需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方案，这满足了经济理论发展的需要； 人本经济学下的成本考察人自身对终极目标的追求，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终极性。
　　
　　从这一主线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成本理论也将不断丰富，从对人与对象的考察到最终收敛于人自身的考察，从受环境约束的全能的决策者发展到受心智约束的现实的决策者再到受生命约束的决策者，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真正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回归，也是经济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为幸福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
　　
　　四、效用的重新解读
　　
　　传统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的本性是需要、欲望的满足，其需要、欲望满足的程度和能力由效用决定，而效用主义直接承接了快乐主义。因此，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斯密首先认识到，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源。这使幸福主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
　　
　　边沁直接以快乐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认为人类所有的动机都起源于对快乐最大化的追求，这是掌握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同时，以效用来表示幸福，以效用来计算幸福，以效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穆勒认为从根本上讲，人类唯一欲望的只有幸福。在边沁和穆勒等早期功利主义者看来，效用（ 幸福） 不仅包括人们获得的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满足感。
　　
　　马歇尔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于受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日益追求物质利益的影响，以及经济学本身数学化和公理化的趋势，幸福水平逐渐被效用水平所替代。在效用的研究中，经济学家直接将效用本身当成其研究对象。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就把效用定义为一个人从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有用性，从而把人的效用简化为物质追求。事实上，“幸福悖论”的出现表明，人类远非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面对现实，主流经济学希望通过对效用函数的内涵进行扩展或者通过改进效用函数来适应主观幸福感的计算问题，力图通过扩展效用函数的多因素变量来解决效用物质化问题。
　　
　　贝克尔最早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提出了对利他者的效用函数进行扩展，它不仅包括自身的消费水平，也包括别人的消费水平。在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视角下，贝克尔的效用函数使对利他行为的解释成为可能，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范围。
　　
　　博弈论也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最优选择是他人选择的函数。卡尼曼开创性地把效用区分为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和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两种不同性质的效用，用体验效用补充决策效用的不足来扩展效用函数。前一种是边沁意义上的效用，后一种是现代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效用。卡尼曼指出，19 世纪的经济学使用的概念是体验效用，现代经济学使用的概念是决策效用。实际上，体验效用相比决策效用更能反映出更加真实、丰富的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回到边沁，恢复效用的幸福内涵，使主观幸福感重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
　　
　　继卡尼曼提出回到边沁的口号之后，弗雷等人用程序效用补充结果效用的局限来扩展效用函数。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学把结果看作效用的唯一来源和唯一决定因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且也看重引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据此，他们提出应当超越边沁，给予过程效用应有的关注。
　　
　　黄有光认为只分析偏好的福利经济学不分析终极目的的福祉是不完整的，由于不完全知识、不完全理性和对别人福祉的关心，所以偏好和福祉有所不同，偏好只用个人的效用函数表示，而快乐用福利函数表示。叶航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狭义效用范式的基础上，吸收古典和新古典广义效用范式的合理内核下扩展了一个包括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的效用函数，以试图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推演至人类整体行为模式。田国强等人基于相对收入理论，引入非物质因素构建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试图在传统效用函数和最大化理论框架下解释非物质因素在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中的作用。王娟等人将幸福感引入效用函数，试图用效用函数表达主观幸福感。
　　
　　盛庆王来提出统合效用主义理论，试图以道德满足感来扩展效用函数。早期哲学家和传统经济学家确信，效用是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内涵并可度量的，人的幸福由快乐加总可获得。边际革命和福利经济学以革命性的方式将效用的内涵完全去除并将它归结为一种能显示行为的偏好指数，以期通过货币为媒介来建立永恒幸福。但在次优理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面前以及其它学科特别是心理学的新探索下，效用内涵再次回归本源： 效用能够也应该在主观幸福感的形式下从基数的角度给予衡量。这回避了困扰经济学的效用物质化以及效用的测量和计算等诸多难题，回避了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艰难的实证道路，同时也回避了效用概念表征幸福水平的局部性和有限性。因此，主流经济学一直试图将效用函数进行扩展，倡导广义效用论，以解释人类的幸福问题。他们认为过程效用以及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的相互作用决定人的经济行为。为此，他们力图通过扩展效用函数的多因素变量来解决效用物质化问题。有些学者还试图将幸福纳入效用概念之下，似乎效用概念比幸福概念包含更多的内容。实际上，效用概念与幸福概念包含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幸福概念比效用概念包含更多的内容。为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应该直接聚焦于幸福而不是效用来研究经济问题，毕竟幸福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其它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五、方法的重新解读
　　
　　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分析法到边际分析法再到古典分析法的复兴。其幸福度量经历了从快乐加总到货币加总再到幸福感加总的发展过程，但幸福经济学不是要取代福利基于收入的测量理论，而是补充经济学关于幸福更丰富内容的度量方法。
　　
　　幸福的测量方法始于边沁。他提出了测算快乐的研究方法。但边沁没有在数理测度方面深入下去。边际革命的开创者之一杰文斯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在其着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前言中声明，坚信功利主义是科学的经济理论惟一可能的基础：“在本书，我尝试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摆脱前辈意见的约束，来定立经济学的形式。据我看，这种形式，经济学终必采用。”利用微积分，杰文斯为功利主义幸福理论所表达的效用设计了数学计算公式。同时代的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用不同的数学方法表达了相似的研究，使效用的数理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后的埃奇沃思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接受了边沁的每个人都是一部“快乐机器”的概念，并说消费者从他们的有限收入中寻求能够获得的最大化效用。按照埃奇沃思的观点，分析这种经济行为的最有效工具就是微积分。为了支持数学方法，埃奇沃思比较了数理经济学的精确与词藻华丽而又曲折的文字表达。总的来说，埃奇沃思将数学方法的使用在经济学科中进行了普及化。
　　
　　我们看到边际革命虽然研究目标及精神实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生命本身是抽象的”这一理念，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继续构建理论框架，似乎他们已经找到了衡量这个问题的方法，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马歇尔指出：“人们可能希望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 它所研究的问题对人类幸福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能够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应该发展到臻于成熟的地步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造成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与人类幸福的较大关系一直被人们忽视了。”那么，经济学为什么只去研究货币或物质财富呢？ 马歇尔认为是因为：“货币是一般购买力，且被看作是达到各种目的的手段--- 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对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经济学研究所围绕的中心问题。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货币或者物质财富是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甚至也不是因为它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主要研究课题，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能够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便利的方法。”这实际上暗含了经济学关于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和追求财富的这一普遍观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经济学是以研究人类幸福为其终极目标的。他讲到，经济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忠实于这样的信念： 即所有的个人努力和公共政策都应当以全体人民的幸福为最终目标。只是没有相应的研究方法感到力不从心，人类幸福只能以货币或物质财富来加以衡量。其弟子庇古在马歇尔的福利思想基础上创建了福利经济学，但庇古所说的福利也仅只以货币为计量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因其有效计量问题被加以排除了。他说：“对影响福利的因素群组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是一项异常繁复的任务，具有相当的不可操作性，因而有必要对我们的课题作出限制。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地被似乎对工作最为有效的科学手段所吸引……很明显，在社会生活中，货币就是这样一种适用的量度工具。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将局限于可以与货币这种量度单位建立起关系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之为经济福利。”针对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序数效用论用社会福利函数来测度人类幸福。这一方法基本上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幸福经济学在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幸福的测量方法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此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快乐经济学的代表黄有光和行为经济学的代表卡尼曼。卡尼曼基于“自然人快乐”的体验效用构建了体验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在解释和测量体验效用的方法上提出日重现法来测量快乐。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试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
　　
　　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真实体验最为精确、科学的测量方法，也为经济学重回基数效用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黄有光在坚持快乐可计量基础上根据埃奇沃思的“最小可感增量”思想设计了效用计量模型，用以证明快乐的基数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并根据这一计量模型，提出了两种快乐测量方法： 一种是数量测量法； 一种是直接测量法。数量测量法是利用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测量者找到那些使快乐成倍增加的因素来测量快乐。直接测量法指通过将指定的刺激分配到有限数量的分类当中去时所产生的心理物理功能来进行测量。这一方法对幸福基数难题的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代幸福度研究，幸福经济学采用主观幸福感来表征幸福水平，采用幸福指数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来计算主观幸福。
　　
　　幸福经济学采用基于明示偏好的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来测量和分析幸福问题。它假定只有通过个人体验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结果才更接近个人的实际幸福水平。为此，幸福经济学采用问卷、访谈、自陈报告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收入、不同行业的人群进行幸福调查以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函数来了解他们的幸福水平和影响幸福的因素。对个体而言，幸福感表达的是一定时期人们生活的整体幸福水平； 对社会而言，国民幸福指数表达的是一定时期社会的整体幸福水平。幸福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直接聚焦于幸福并用幸福指数取代效用函数来表征个人整体的幸福水平和国民幸福水平，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幸福指数或指数体系来量化研究人类的幸福水平，以期为人类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政策的重新解读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和政策施政纲领，而幸福经济学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本质和灵魂进行探索，把幸福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终极目标和唯一目标。从苏格拉底到洛克再到弗洛伊德，几乎所有卓越的思想家都一再强调： 幸福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将幸福作为国家目标和公共政策方针的做法早在法国的宪法和美国《独立宣言》均有体现。法国宪法宣称：“社会的目标就是共同的幸福”.《独立宣言》更把“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规定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在经济学的思想发展中斯密、庇古、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均认为幸福应作为政府和政策制定的目标。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提出经济学应当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终极目标。斯密说：“人类以及其他一切有理性的创造物的幸福，似乎是造物主最初在创造他们时所想到的目的。任何其他目的似乎都配不上我们必然会归附于他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智慧与超凡入圣的仁慈； 我们经由抽象思考他的无限完美而被引领获得的这个见解，在检视大自然的各种工作后，益发获得更多的证实，因为大自然的那些工作似乎全都打算用来增进幸福，并且防止发生不幸。”因此，斯密主张政府组织体制的所有价值，全在于它们是否有助于增进它们所统治的那些人民的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是它们唯一的用处与目的。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对于现世生活的维持，以及对于来世生活的幸福，人民是那么关心，政府因此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共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实际上，斯密重点关注何种社会和经济力量最有助于增进人类幸福，并在此基础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政策建议。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说：“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 快乐和痛苦--- 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功利原理承认这一被支配地位，并且假设它为制度的基础服务，而这一制度的目标则是通过理性与法律之手来培育幸福的大厦。”边沁坚称政府的最高目标应该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政府应以产生最大净快乐作为自己的公共政策目标。约翰·穆勒在其名着《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应以人民的幸福为终极目标。“在我看来，社会改良的崇高目的，……是否会最有利于造成幸福环境并使人性达到最完善的地步，都是必须留给那个时候的人民去解决的问题。”穆勒称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增进国民的幸福。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开篇中指出，“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 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任何一种政治科学都不应当忽视立法者努力奋斗的双重目的，即一方面要全面考虑人通过社会组织可能获得的幸福，另一方面要使所有的人共享这种幸福。”西斯蒙第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人类谋取幸福，为经济学明确提出了伦理标准，被誉为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先驱。
　　
　　到了现代，幸福目标也成了经济学家们自我反思的内容。庇古从幸福的反面出发提出了对生命的敬畏才是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他说：“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只有这样的经济发展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获得幸福，这是庇古经济社会学思想的灵魂。凯恩斯针对当时严重的失业和萧条问题，指出经济增长就是为了促进民众就业从而实现人民幸福，在他看来，充分就业就是幸福。
　　
　　他通过引用曼德维尔的话加以说明：“使一国处于我们称之为繁荣的幸福状态之道就是向每一个提供就业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政府应该： 第一，促进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制造业、技术业和手工艺业，多到人类的智慧可以发明的程度。第二，奖励农业和渔业以及其各种分支行业，从而，迫使整个地球和人各尽其力。正是这种政策，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对奢侈和挥霍的限制，才能使国家达到伟大和幸福的目标。”以此表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关注的关键问题。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及《贫困与饥荒》等经典着作中拓展了他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并指出政策制定者要把促进人类的幸福当作其共同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问题就是拓展人类的选择自由和自由能力的提升，以消除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通过旨在改善幸福感的公共政策，能让政府以极少的投入为公众带来最大的幸福。幸福经济学是在反思、挖掘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理论的超越，并以其更为深刻洞见了经济发展的背后真正体现的其实都是为了幸福； 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的提高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目标。
　　
　　七、结 语
　　
　　幸福经济学似乎在主流经济学当中涉及到一个崭新的领域。其实，从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幸福”虽经历了波折，但作为其主线始终贯穿于经济学之中。幸福经济学所做的只不过复活了经济学中那些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营养成分--- 幸福，并使之走向经济学的前台，复归经济学的幸福之路。
　　
　　斯密阐明了从人性利己与利他的本性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财富的追求可实现其国民的幸福和谐。边沁从功利主义视角为经济学追求幸福奠定了哲学基础。穆勒以人民的幸福为先决条件作为政府政策提供了行为准绳。马尔萨斯从人类自身的生产来看待幸福。西斯蒙第从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来看待幸福。汤普逊从财富分配视角来看待幸福。边际学派从消费视角看待幸福。马歇尔从货币视角来看待幸福。福利经济学从经济福利视角看待幸福。新福利经济学以帕累托为准绳来看待幸福。凯恩斯以充分就业就是幸福。森从人的自身能力和自由视角分析国民幸福。
　　
　　经济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根据其现实需要，从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人类幸福的来源问题，时代不同，现实需要不同，对幸福的关注问题也不同，但经济学的发展始终都是围绕幸福问题展开的。针对“幸福悖论”问题，经济学试图用现代研究方法分解影响幸福的因素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解决“幸福悖论”问题。 如伊斯特林从收入本身角度出发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收入在不同水平对幸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弗雷和斯塔特勒从制度层面分析了国民的幸福水平；布鲁尼和波尔塔的《经济学与幸福》一书汇集了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更深层次的“幸福悖论”背后的因素进行了探索。
　　
　　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特别是“幸福悖论”的问题研究表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极其广泛的、多样的，因而会有“幸福悖论”的产生。主流经济学一致认为对收入或财富的解决就是对幸福的解决，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可望在一百年后解决财富问题，我想凯恩斯所讲的也许只是针对狭义财富或收入而言，对人类幸福而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实际上，幸福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是对主流经济学获取财富的彻底反思，主流经济学一开始就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第一历史活动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出发分析经济学无可厚非，但主流经济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导致了康德所称的人是目的的严重偏离。主流经济学不能只顾对财富追求的盲目前行，应反思自身发展之路是否是人类值得追求的。幸福经济学就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纠偏，并认为主流经济学应该回到她的出发地，回到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重新拾起主流经济学丢掉的东西，关注民之福，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等问题。幸福经济学认为，要解决“幸福悖论”问题，经济学家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去看待这样一个深沉、广泛的、多样的、凝重的、极具历史感和哲学感的幸福问题。经济学家应该把目光变得更加开阔而宽容，向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态学家学习以寻求理念上和方法论上的帮助和支持，以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有效解决经济中共同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