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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论文:古滇青铜扣饰的族属问题和艺术特色研究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1-03-23 13:55

  摘要:青铜扣饰是探索古滇文明的重要史料,其高度的写实性生动地反映了古滇社会的生产生活,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青铜扣饰的研究不断深化,出现众多成果,表现在青铜扣饰名称的确定、起源与族属问题的探讨、艺术特色与表现内容的解读等方面。但需注意的是,目前青铜扣饰的研究过于笼统、忽视了各地青铜扣饰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且青铜扣饰自身的发展序列尚未建立,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古滇; 青铜扣饰; 青铜器;

  青铜扣饰是古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或称自然形)三种形状,其共同特点在于背面有一个“F”形齿扣,用以悬挂或系戴在其他物体上面,因其对古滇社会生产生活的逼真表现,被称为是云南青铜书写的“史书”[1]361。许多学者通过对青铜扣饰起源和族属的探讨、艺术特色和表现内容的分析,揭示古滇社会生活状况、精神风貌和文化交流等的神秘面纱。

  一、古滇概念界定及青铜扣饰的命名

  (一)古滇概念的界定

  古滇是一个时空概念,从目前的研究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上,古滇指古滇国或滇国,是西南地区先民建立的一个古老部落,因位于滇池附近而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以兵威定属楚。”[2]虽然学界对这段记载仍存在一定争议[3],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最迟在战国初期滇国就已出现,战国末至西汉初期达到鼎盛,西汉末至东汉初期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张增祺先生认为古滇国的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会泽、昭通等地,南至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东达路南、泸西一线,西抵安宁及其附近区域[4]。

  广义上,古滇指古滇文化或滇文化。云南简称“滇”,蒋志龙和樊海涛先生合着的研究云南青铜时代的书籍《古滇文化史》中“滇”便是指称云南。从空间角度看,“古滇”涵盖了当今整个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体上南起云南勐腊、北到四川雅安、西起云南德钦、东抵贵州贵阳以西的广大地区。从时间角度看,古滇,于云南历史上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青铜时代,其上讫公元前12世纪,下至公元3世纪初,相当于中原华夏的商代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南征时期[1]1-2。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古滇青铜扣饰的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云南的青铜时代,即广义的研究范围。

  (二)青铜扣饰的命名

  青铜扣饰名字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1955年,石寨山第一次发掘出青铜扣饰,由于出土资料有限,考古工作者将这种从未见过的背有扣齿的长方形和圆形器物分别称为扣板和铜器残盖[5]。1956年,石寨山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批铜俑。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些铜俑的腹前佩戴的圆形饰品与墓葬中出土的背有齿扣的圆形器物完全一样,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护心镜或饰物[6],并将与这种圆形扣饰背后有一样扣齿的器物统称为铜饰物或铜饰牌[7]。直到1963年,石寨山第四次发掘,考古工作者才将这种背有扣齿的圆形和长方形器物统称为铜扣饰[8]。1964年,马德娴先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铁器补遗》一文中将背有同样扣齿的动物形(不规则形)器物也称之为铜扣饰[9]。自此,现在意义上包含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大类型的“青铜扣饰”名称才真正确立并沿用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于青铜扣饰的了解正如其名称演变一样,一直处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这一时期,对于青铜扣饰的研究极少,多是考古工作者对青铜扣饰出土情况和外部特征的简单描述。1980年之后,青铜扣饰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对青铜扣饰起源与族属问题的探讨;其二,对青铜扣饰艺术特色及表现内容的解读。

  二、对起源及族属问题的探讨

  (一)青铜扣饰外来说

  学界对青铜扣饰的专门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于斯基泰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对古滇青铜文化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1980年,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从石寨山文化中看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种族、民族的交流及其途径》一文中指出,石寨山文化出土的农具、武器、铜鼓、贮贝器、铜饰物(即青铜扣饰)等上面的图案和动物纹饰显示出与斯基泰-西伯利亚系文化较为相似的特征。他认为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其传播路径是“南西伯利亚以及内外蒙古———新疆、甘肃一带———四川、云南一带”,传播的主体民族是匈奴、月氏—羌族(湟中地区)—昆明蛮(昆弥)—么些蛮—乌蛮。在他看来,乌蛮、么些蛮和昆明蛮都是游牧民族,属于氐羌支系[10]。

  白鸟芳郎之后,中国学者把云南出土的青铜扣饰特别是其中的动物题材扣饰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云南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斯基泰文化之间的族属关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增祺先生发表的《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一文。文章专门论述了滇西和滇池两大地区的动物纹牌饰,列举了包括动物纹牌饰在内的十五类云南青铜时代所见的中亚及北方草原文化遗存,指出这些文化遗存与我国北方草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有的甚至直接来源于中亚或西亚地区[11]。

  总体来看,张增祺先生与白鸟芳郎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张增祺先生认为云南青铜时代的外来文化是由石棺墓民族的白狼人、旄牛羌和巂人等北方游牧民族传播至云南边境,而后通过滇西的土着民族“昆明人”传至滇池及其周围地区。

  (二)青铜扣饰本土说

  最早对以上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是美国学者艾玛·邦克,她认为云南青铜文化和斯基泰文化两者自成体系,而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云南青铜文化是因斯基泰文化的传播而发展来的[12]。

  国内学者田小雯同样指出,如果滇文化是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才发展起来的,那么必然在其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和传播区域内留下一些线索,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资料仍然很匮乏[13]。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动物为创作对象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仅凭两者相似就认为它们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未免偏颇。故滇文化是由滇人创造的,斯基泰文化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融合到滇文化之中的。

  萧明华先生更进一步指出滇人的青铜扣饰与北方草原带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其一,两地相差甚远且均有明确的分布范围;其二,时间上滇人的扣饰略早一些;其三,两者用途相近但不相同;其四,创造和使用的民族不同;其五,制作的技术不同;其六,风格各异。故看不出两者有什么继承、交流和发展关系[14]。

  青铜扣饰的产生是否与北方草原文化或斯基泰文化存在直接的关系,目前还很难形成共识。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在青铜扣饰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或多或少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或斯基泰文化甚至是中原文化的影响。

  (三)青铜扣饰间接影响说

  樊海涛先生最早指出青铜扣饰是云南本土文化在汲取北方草原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15]。杨勇先生指出北方草原青铜牌饰对云贵高原青铜扣饰的影响仅限于艺术观念和构图意境层面,两者本身并无直接联系,对青铜扣饰起源问题的研究应着眼于本土文化。他进一步提出云贵高原的青铜扣饰很可能来源于本地出土的一种圆形青铜饰物,有的考古报告将其称为泡饰、铜泡、牌饰或镜形饰等[16]。

  邢琳以前辈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结合自己收集到的青铜扣饰资料提出:一方面,一些青铜扣饰可能确实来源于中亚或西亚地区,属于斯基泰文化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青铜扣饰也是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17]。这种观点虽然比较中肯,但是外来文化是何时开始影响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青铜扣饰发展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传播主体是谁,传播路线是什么,这些仍没有一个合理的推测或答案。

  三、对艺术特色及表现内容的解读

  青铜扣饰是云南青铜时代最为典型的青铜装饰品,突出地反映了古滇人的生产生活和审美观念等,是研究云南青铜艺术的珍贵资料。目前,对青铜扣饰艺术特色和表现内容的解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通过对一些典型扣饰的图案解读,剖析其艺术特色及古滇人的生产生活。如田小雯通过对青铜扣饰的战争、狩猎等图案的描述,指出青铜扣饰的艺术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的动物大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二是善于运用动物的角、足等身体部位形成不规则图案;三是善于抓住动物最有特性的姿态[14]。徐政芸通过对几种动物搏噬纹的观察,指出滇国工匠对青铜扣饰的铸造尤其注重对转瞬即逝情节和动物内心世界的刻画[18]。王永胜通过青铜扣饰阐述了古滇社会的狩猎和祭祀习俗,并指出对弱肉强食的刻画是动物搏噬纹的主旋律[19]。

  其二,对青铜扣饰不同的造型进行分析。萧明华以滇池一带出土的青铜扣饰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扣饰的类型、年代、使用、表现内容和制作工艺等。他认为青铜扣饰的不同类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早期多是圆形和长方形扣饰,而后才出现自然形扣饰,他认为这与不同社会之间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关[14]。蒋志龙通过对石寨山墓葬圆形扣饰、长方形扣饰和不规则形扣饰的出土情况的介绍,分析了青铜扣饰的用途,并指出圆形扣饰和长方形扣饰是石寨山文化男性成员的代表性器物,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不规则形扣饰其具体作用不详,但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与圆形扣饰和长方形扣饰共出;二是墓主地位越高,数量越多、越精致;三是叙事性强;四是不规则形扣饰是青铜重器上铸像的补充[20]。

  其三,从设计学的角度对青铜扣饰的工艺语言和设计构思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古滇人高超的造像技艺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如孙欣从装饰风格和工艺语言的角度分析了青铜扣饰的造型设计对冲突场面和有意味线条的塑造[21]。董新浩从设计学角度探讨了古滇国青铜扣饰艺术语言的组织规律和造型特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共性特征[22]。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针对青铜扣饰的图案解读和艺术特色方面的研究均较深入。邢琳对云南四个区域青铜扣饰的论述,使我们初步了解到不同区域青铜扣饰的出土情况;蒋志龙对青铜扣饰出土情况的分析打开了青铜扣饰研究的新视角。这些研究为古滇青铜扣饰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青铜器的深入探讨夯实了基础。当然,也应看到青铜扣饰的研究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其一,研究范围过于笼统。目前,有关青铜扣饰的研究几乎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这就导致很多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之中,而不能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例如,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青铜扣饰与北方草原牌饰之间的关系,最有力的证据则是用青铜扣饰的雏形与同时期的北方草原牌饰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异同,而不是用任意一个地方、任意一个时期的青铜扣饰形态与其作比较。

  其二,目前的研究多着眼于对青铜扣饰共性的探究,忽视了各地区、各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尽管各地区青铜扣饰整体风格是一致的,但受不同生活习俗、地理环境、经济水平等的影响,青铜扣饰在题材、制作工艺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这种差异性进行探讨,可以了解到古滇时代各地区的生活状貌、文化特点和族属关系等。

  其三,青铜扣饰自身发展序列尚未建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青铜扣饰亦是如此。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青铜扣饰,在题材、工艺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发展和演变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青铜扣饰自身的发展序列并未建立,青铜扣饰早、中、晚时期的形态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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