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戊戌变法期间《尚贤堂(新学)月报》的宣传途径、

　　摘要：戊戌变法时期,长期在华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他创办《尚贤堂(新学)月报》,发表时政看法,介绍西方新学,传播基督教义,与上海《万国公报》遥相呼应,是为北京地区传教士宣传变法的主要阵地。不过,由于经费不足和人员短缺,《尚贤堂(新学)月报》的宣传方式较为保守、单一,加之士人阶层多对外报宣教持否定态度,对其建言时政的宗教外衣也十分警惕,导致新刊物很难引起中国读者兴趣,在戊戌变法中起到的舆论影响极其有限。在丁韪良受邀执教京师大学堂后,《尚贤堂(新学)月报》随即停刊,在发行满一年后草草收场。

　　关键词：戊戌变法; 《尚贤堂(新学)月报》; 宣传策略; 社会影响; 丁韪良;

　　Propaganda Strateg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Missionary Newspaper Periodicals in Beijing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A Study Based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New School) Monthly

　　ZHANG Ting

　　Abstract：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merican missionary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who had been engaged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He found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New School)Monthly, in which he published political views, introduced new Western schools, spread Christian doctrines, echoing The Globe Magazine in Shanghai. 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New School)Monthly was the main position for missionaries in Beijing to publicize the reform ideas.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age of funds and personnel, the propaganda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New School)Monthly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and single. In addition, most scholars hold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publicity of foreign newspapers, and they are very wary of its religious coat of advising on current politics.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new publications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read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s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as extremely limited. After William Martin was invited to teach at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New School) Monthly was immediately suspended after a short year of publication.

　　甲午战败给所有中国人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一记强击,这种巨大的精神震撼促使士大夫群体迅速放下“天朝上国”的观念,转而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1]154,他们对于在华传教士及其报刊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排斥到接受,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创办于北京地区的《尚贤堂月报》(1897.6—1898.5,从第三期起更名为《新学月报》,目录中名为《尚贤堂(新学)月报》,以下省称《尚》)在时政分析、建言献策及传播西学上极具代表性[2],主编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长期在华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与中国上层士人官员交往密切。维新运动期间,他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宣扬“以(基督)教兴华论”[3]《尚》第七期,并运用一定的宣传策略和促销手段,以吸引中国人对新刊物的关注。随着以《中外纪闻》(1895)、《时务报》(1896)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崛起,传教士报刊的影响力日益减弱,立足于基督教宣传的新学知识,宗教色彩浓厚的政治言论,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变法的实际需要,终究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一、《尚贤堂(新学)月报》的宣传策略

　　1897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在北京创办文化机构“尚贤堂”(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汉译为“中国国际学会”。尚贤堂之名取之于《周易》,“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大佑之吉,无不利也”[4]。李佳白始终奉行上层传教路线,注重与清廷官员结交,表达对中国改革关切,游说上层政要变法图强向西取法,传递西方基督教文明优越性,其政治主张受到很多改良派人士的欢迎[5]。李佳白希望通过这一机构,达到四点目的:一是“有益中国,有利华民”;二是“广设善法……务令中外民教,底于和恰”;三是“使中人以上之人,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法庸众”;四是“扩充旧识,启迪新知”[6]。很显然,在他的筹划中,尚贤堂是一个沟通中西上层人士,融汇中西文化,指导中国变革的“救时”机构,这一想法得到了包括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等洋务派重臣的认可和支持[7]629,清政府总理衙门也很快予以正式批准[8]。不过,同年李佳白因为父丧返回美国,尚贤堂的实际业务停顿。此时,传教士丁韪良因为坚持世俗化编辑方针而与华北书会(North China Tract Society)产生矛盾,遂辞去《华北月报》的编辑工作,转而创办《尚贤堂月报》[3]《尚》第一期。

　　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尚》分别采取过广告宣传和多购优惠的营销策略。具体来说,首先与其他传教士报刊彼此声援,互相吹捧,巧妙造势。在第五期中(1897年10月),丁韪良大力称赞上海的《万国公报》,称其对中国“忠爱之忱”“无偏无隐、无私无怨”,呼吁国人“试月取一编,与《中东战纪本末》合勘,当亦知此言之信而有征云”[3]《尚》第五期。很有默契的是,《万国公报》随即在下个月(1897年11月)中刊登《书京都尚贤堂新学月报后》,不出意外地对《尚》也大加赞扬:“报中论议之属大致以阐发格致名理为宗,洵足以牖启愚蒙,增益智慧。”如此称赞之后似乎还嫌表达心意浅显,又补充说:“绝无时下各报叫嚣隳突之习。”有学者认为后一句明显是针对维新派人士而言的,尤其是当时批判政治最为激烈的《时务报》[9]34。相比之下,《万国公报》无疑更为认同《尚》的办刊宗旨,并引为同类。他们强烈推荐“(《尚》)月出一册,裨我族华良非浅鲜……谓余不信,请试读之”[10]。作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万国公报》的宣传无疑会使《尚》更快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三个月后,《尚》刊文回答了一位上海读者的来信[3]《尚》第九期,这也从侧面说明,通过互表赞誉来打造声势的方法,起到一定效果。实际上,丁韪良在主持《尚》之前,就长期为《万国公报》撰稿,这种“礼尚往来”,不能排除是丁韪良自吹自擂的结果。

　　与此同时,丁韪良还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促销优惠手段,“购一分(份)者,年满付洋六角,购二分(份)者,年满付洋一元(欲零购者,每本价银五分)”[3]《尚》第五期,并以集体购买附带赠送的形式吸引读者,“有约六人同购者本堂奉送一分以酬之”[3]《尚》第三期。这些办法似乎一经推出就颇见成效,不断有京外人士去信询问,以至于丁韪良刊登启事,言明“兹因外省友人有议及趸购者,本报仍愿照每六分(份)酬一分(份)之例,惟本报资则须按月先付”[3]《尚》第五期,需求量大有明显上升之势。不过此后《尚》并没有趁势采取其他更灵活的方式,其保守的营销手段在同行业竞争中愈发相形见绌。

　　当时,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主办的《万国公报》已经接连多年举办有奖征文活动,成功扩大了自身影响。以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例,1894年英国商人汉壁礼(Thomas Hanbury, 1832—1907)捐助600两白银,拟定了5道题目,在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和广东参加举人考试的考生中散发一万张征文启事,同时在《万国公报》上广而告之,后来分配500两作为奖金,100两作为征文工作费用和优秀文章英文译稿费[11]73。此次活动取得巨大成功,全国应征文章有172篇之多,其中,康有为以康长素之名参加征文,获末等奖,奖金白银四两[12]9。到了1897年,广学会在四川赠送过期的《万国公报》和《中西教会报》各1000本[13]404,1898年又在全国赠送价值855元的书报[14]252。如此大规模的征文和赠书活动,使这些报刊的影响力迅速蔓延开来,其介绍的“西学知识从较开放的东南沿海逐渐向内地渗透和传播,成为普通士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13]405。

　　《万国公报》营销策略的成功,是背后强大的撰稿团和雄厚资金来支撑的。众所周知,广学会当时揽有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李佳白、丁韪良等近十位外国传教士以及蔡尔康(1851—1921)、沈毓桂(1807—1907,曾用名沈寿康)等多位中文笔述人,每年还能收到国外差会提供数目不菲的活动经费,在1897年和1898年这笔捐款分别是1715元和16530元,充分满足了一切活动需要,通常认为“广学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则唯捐款是赖”[14]242-243。相比较之下,《尚》只有丁韪良(时年71岁)和他的中国助手綦策鳌二人,丁韪良作为独立传教士与国外差会没有经济资助关系[15]175,尚贤堂的创始人李佳白于1897年回国之前,曾为尚贤堂募得“款银一万五千两”,但他也明言“定为建筑房屋之费”[16],不可能挪作他用。查阅美资料也未见有《尚》接到捐款的记录,这些都说明,《尚》的经费远不如《万国公报》充裕,人力和物力上的捉襟见肘都制约了《尚》的宣传力度。这从丁韪良对过剩刊物的处理也能看出端倪。

　　至1898年4月,《尚》已发行十一期,丁韪良决定将手中过期月报重新集辑出版:

　　“今至四月,本报即已周岁,所论新学,皆一线贯成。故陆续购阅者,悉愿由第一号起,尚有余册,拟于四月汇成一编,名之曰《新学汇编》,欲购者祈早见示。”[3]《尚》第十一期

　　可见,《新学汇编》大体上就是前十一期的合订本,名字也是沿袭《新学月报》而来,取其汇集编排之意,的确是名实相符。7月,《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李提摩太撰写的《新学汇编序》。从名称上看,似乎是为《新学汇编》而作,不过此后,《尚》中并没有按照惯例刊登《本报小启》或《本报告白》,通告读者《新学汇编》的邮购价格,再联系第十二期后《尚》停刊的状况,不免让人猜测《新学汇编》的发行工作是否已经中断。而且经查阅后发现,李提摩太作序的《新学汇编》与《尚》在内容上毫无关系。它是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在华传教士撰述总集,收录有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十几位寓华西人的六十六篇文章,共四卷,内容多是介绍西学、鼓吹中国变法:

　　“中国之人因嘱仆等,访求救华至捷至要之策,仆与孝廉(即李佳白)闻之心愈殷迫,即日驰书诸同志,请略述中国亟应措置之新法,以相质证。居无几时,即有各道其意者,亦有因公事过冗,以无暇缮写,辞者。更有先得我心,刻成专书举以见贻者。窃念华人志在兴华,断无不以先睹为快之理,用取当时诸同志之见解,但问其有关于新学与否,不分籍贯、不论门户,汇为一书,名曰《新学汇编》,或于救华之道不无小补。”

　　它的特点在于,这些文章以前多见诸过报端,如丁韪良撰写的《格物以造物为宗论》就被收录其中。此次广学会裒集出版是抱着存留文献、用之于人的目的:“深恐零缣片楮,渐即飘零。复承李孝廉持示近作,汇而刻之,合成四卷。”[17]编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们也自诩为“词新意明,实为有用之书”[18]684,但是中国读者似乎并不买账,在他们看来,“所录诸文多见于广学会所刊书及《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中,论时事诸作等于坊间射利之本也”[19]283。评价虽然不高,但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广学会出版的《新学汇编》已然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注意。反观丁韪良策划的《新学汇编》却毫无音讯,在晚清新学书目中只留下一个“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结果。

　　二、《尚贤堂(新学)月报》的停刊

　　从1898年2月开始,《尚》陆续发行了四期,逐渐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状况,“本月报出过期,阅者谅之”[3]《尚》第九期,“近因印书铺将移往天津,事忙耽延,屡致过期,下月恐更不能按期分送矣,实深慊仄”[3]《尚》第十期,至最后一期:“今已凑足十二本之数,谨拟暂停。俟有便可乘,即速重行举办,以副阅报诸君之厚望可也。”[3]《尚》第十二期这里“凑”字用得可谓传神,道尽了丁韪良勉强为之的艰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上述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丁韪良个人原因。此时,他同时参与多项文化活动,包括继续为《万国公报》撰稿及主持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1)工作等,分身乏术,都使得他无暇再专心打理《尚》,而即将赴任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是促使他结束《尚》的最终原因。

　　1898年5月,《尚》登载了丁韪良撰写的《洋文之学何者为要》,记述某客人向其咨询京师大学堂设置“洋文”课程一事[3]《尚》第十二期。有学者将此篇文章与时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1898年8月《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对比后,发现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后者曾明言“臣访询西教习丁韪良”,因此,推断 “某客人”很有可能是孙家鼐,二者的对话围绕着如何开办大学堂展开,并邀请丁韪良担任西总教习,后者在谋得新职后,停办了处于财政危机中的《尚》[20]285-303。

　　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蛰生,安徽寿州人)思想务实,重视科学教育,主动研究欧美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在被正式任命为大学堂总管之前(1898年7月)就与在华传教士们有所交往。在维新变法初期,他读过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认同文中中国维新当以教育为先导的看法,提出中国兴学应该聘请西人做指导:

　　“林牧师之言曰,今日中国若欲富强,凡练兵、制器、开矿、造路等事犹其后也,当以兴学为先,诚洞中要害之言。顾学校之兴,当分数等。今欲讲化学、电学、光学、制造之学、语言文字之学非请洋师不可。”[21]

　　既然早已心存此念,在筹办京师大学堂之初便去拜访丁韪良就不足为怪了。而丁韪良长期在华从事文化教育活动,特别是1869—1894年期间,他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长达25年,正是在他大力整顿下,同文馆的教育规模、设施和教学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显示出区别与旧式教育的现代化特色,为洋务运动培养了新式人才,总理衙门对他的工作也十分满意,评价“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甚至奏请朝廷赏给丁韪良三品衔,“以昭激劝”[22]64-65。这些教育活动使丁韪良在清政府上层人士中留下较好印象,结识诸多政要名流。加之他此前翻译《万国公法》造成的轰动效应,编辑《中西闻见录》(The Peking Magazine,1872—1875)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以及用中文撰写《西学考略》(1882年)介绍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教育制度,都成功塑造了自己调和中西的形象,说明他是此时担任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的最佳人选。1898年6月,《尚》在出满12期后停刊。丁韪良正式走马上任,被聘为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不过,迨至1900年6月,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京师大学堂陷于停顿。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丁韪良返回美国,继续通过报刊向美国舆论界宣扬自己对华的政治主张,影响美国向远东扩张的政策,他的活动经历及一系列公开发表的着作都成为此后研究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23]。

　　三、《尚贤堂(新学)月报》影响考察

　　《尚》发行时间仅有一年(1897—1898年),其思想内容始终未脱离“彼采西法而欲遣西教者,何异栽树而拔其本乎?”的论调[3]《尚》第七期,检阅投稿作者署地及身份均是宛平、大兴、通州等北京附近基督教人士,说明其辐射区域及读者群较为集中,这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出版仅几个月,销路便达到一万七千余份[24]82,能够行销至9省19个城市[25],以及年发行量达38400份(1898年)的《万国公报》[26]161相比,真不能以道里计了。尽管它处于维新变法的核心地区,作为主编的丁韪良又与清朝的官吏大夫及维新人士交好,但是在关心时政的中下层士人中,《尚》却鲜人问津。

　　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着录《尚》的目录书,分类仿效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其中记载:

　　“《尚贤堂报》北京印本,[美]李佳白辑译。李教士于光绪二十三年在北京创设尚贤堂,以中人曾记奏明。复编印报章,以为为学之助。所撰多中西政要,惜不久辄止。”[27]

　　三年后,顾燮光对该书补辑,对《尚》没有新变化[19]272。其中提到“以中人曾记奏明”指的是尚贤堂创办得到李鸿章等清廷官员支持,并很快得到总理衙门批准一事。很显然,作者的思路是《尚》既冠以尚贤堂之名,那么其性质就是机关刊物,堂主李佳白自然就是主编,这一合情合理的推测反而暴露出编者对于《尚》从未寓目[28]。这反映出新兴知识群体对于传教士报刊兴趣减弱,在众多新式报刊中,《尚》并没有足够亮点引起编者的关注。

　　《东西学书录》的编者是浙江籍人士徐维则(1867—1919年),号以愻,与蔡元培为光绪十五年(1889)同科举人,两人关系密切。维新变法时期,他们先后来到北京,根据蔡元培日记,蔡元培在京住有一年半的时间(1897年2月—1898年10月)[29]103-104,133,徐维则短暂逗留过一个月(1898年4月—5月)[29]124-126。徐维则《自序》(1899年)“书录之作始于去夏”,书成后“同学胡君钟生道南、何君豫才寿章、蔡君寉庼元培、杜君秋帆炜孙、马君湄莼用锡多为纠正例类,疏补书义,匡余不逮”[27],说明编书的动议缘于北京之行,这期间他们热切关注时事和西学,接触到大量时政报刊,如蔡元培:

　　“(1897年)三月初六日(4月7日)致胡钟生函,并《谕折汇存》4册(北京拮英书局印本),《官书局汇报》4册,寄杭州清和坊晋泰钱铺转递(《日记》)。”[29]106

　　“四月十九日(5月20日)晤张菊生,借澳门《知新报》5册(《日记》)。”[29]108

　　他还常将新式报刊寄给浙江友人,在京与朋友聚会交换时事看法:

　　“(1898年)五月廿一日(7月9日)蔡先生与会试、殿试同年籍忠宣(庶侪)、张检(玉叔)……等共八人,合组求实书屋,共同订购、互相传阅《湘学报》、《蒙学报》、《革报》、《农报》等报纸,每十日的第二天,到松筠庵集会,座谈时事。”[29]126

　　同时,蔡元培也留意西书新学:

　　“(1897年)五月十五日(6月14日)过官书局,买《形学备旨》10卷,(美)狄考文着,(清)刘永锡、邹立文译述;《八星之一总论》1卷,(英)李提摩太撰;《农学新法》1卷,李提摩太辑,蔡尔康述(《日记》)。”[29]108

　　也正因为蔡元培了解最新的东西方新学书籍,所以能够为徐书付梓前查漏补缺,“(1899年)正月十四日(2月23日)徐以愻以所编《东西学书录》书稿见示,属为订补(《日记》)”[29]145。据此,可知《东西学书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蔡二人在维新变法时期的阅读范围和思想感受。

　　对于教会报刊,他们二人也有涉猎,但对传教士借西学兜售基督教的做法都感厌烦。蔡元培曾看过基督教刊物《格致益闻汇报》,评价是“颇佳。惟每纸必有答问十余事,多可笑耳。其答问间用教门义则,以有教士在报馆耳(《日记》)”[29]130,认为李提摩太的《弭兵会记》“鲜涉兵机,而多陈和局……凡教士编书,大率如此”,是“谓当淘汰之书籍”[29]146。徐维则对教会报刊宣教的目的十分警惕,“《万国公报》……报中所采多教士议论时事之作,而中西重大新政悉具于中。惜文笔未佳,每册首载有言教之说为可厌”,还说“《中西教会报》教会编辑,多载说教之说极可厌,然亦间有新政新论”[27]等。上述对于教会报刊的微词并非个例。当时关切时政的贺葆真(1878—1949年)也订购了大量时事报刊,他是直隶武强人,父亲贺涛,字松坡,是晚清桐城派重要的古文家、着名的藏书家。贺葆真关心时务,思想开明,指摘《中西教会报》,“殊无足观”“聊以广见闻”,又说“《万国公报》月报,出耶苏教会,多外国人论说经济……《汇报》天主教会出版”[30]89。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外报都保持着几分警醒的态度,注定了新刊《尚》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内。实际上,徐维则和蔡元培如果要阅读《尚》也是较为容易的,根据《尚》“每月二十日前后出印一本”[3]《尚》第二期推算,徐维则来京时《尚》刚出版至第十期,而第十一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发行。也就是说,在他5月16日离开北京之前,至少是有机会见到第十一期的,但是后来的着录情况清楚表明,他没有见过《尚》的任何一期。那么,他们对于《尚》的了解是从何而来的呢?根据蔡元培的阅读记录来看,《东西学书录》上的提要很可能是从维新派刊物的相关介绍上得来的大致印象。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早在强学会活动时期就与李佳白相识,尚贤堂成立后,梁启超应邀作记,赞扬李佳白积极筹划中国变革的热忱和努力:

　　“中国应举之事千万也,中国人不自举,于是西人之旅中国者,伤之闵之,越俎而代之……李君乃为此堂,思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3]《尚》第一期

　　里面提到建立多个文化机构正是尚贤堂成立之初制定的《章程》内容[6]。几乎同时,在康有为主编、梁启超等人主笔的维新派报刊《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1897年2月创刊,停刊时间不详,澳门出版)上也刊登了相同看法的评论,根据《尚贤堂章程》高度赞扬了其引导中国变革的意义:

　　“现美国牧师名李佳白者,欲在北京设一学堂,颜曰尚贤堂,教习缙绅子弟,教以化学格致机器文学。前五月二十七号,在上海捐款。其意欲诱掖上等人。使其与西人相处。熟识中外情形。则中国变法甚易。今华人亦颇崇尚西法。议在尚贤堂内。聒设一大厅,以便中西人叙谈。若有余款设书藏。任人借观。设博物院罗列各国器物,翼中国人皆知变法之益,而所知振兴焉。所聘教习,延请西儒,蒙中国朝廷允准,其教人规模,已呈上总理衙门评阅。举华人为总理。无论何国人,凡有新法,任其入告,捐款之人,皆可议学堂事宜,此学堂既成。约费十万两。然每年尚需经费。李君佳白,允年捐二万两。所捐之款,拟暂置之香港上海银行。现有四百满员捐款。欲盖中国变法,必自其上始。其上思变,则下亦变。若风气稍转,中国之人,必不甘居人后者。有人讥李君作此等事,中国之王公贵人,必称誉之。惟越俎代庖。中人不自振拔益见矣。坐是之故。反恐中人无乐助之心也。然强聒不舍,迨可以见李君之心力矣。”[31]

　　这里的逻辑思路和口吻语气,甚至个别用词都与梁启超前文一致,且发行时间几乎是同时,故而不能排除后一文也是梁启超所作或与其相关的可能性。蔡元培在北京时广泛阅读维新报刊,曾经委托张元济代为购买《知新报》(见前引文),看到这篇评论也不无可能,对于《尚》似是而非的介绍也就可以理解。

　　四、结论

　　由上可见,晚清时期传教士经常以有奖征文的方式吸引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广泛的赠书行为来达到传播西学、宣传教义的目的。广学会以及《万国公报》的成功已经无可争议地说明了宣传手段的使用与否会直接关系到刊物的受欢迎程度,进而决定对中国士人的影响程度。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学会成功的原因,一因其偏重于世俗方面的书刊,同时善于宣传。广学会虽为文化机构,却非常精于商业性的宣传术,大量赠送,更藉日历、卡片、绢扇等物,广为宣传”[14]266。因此,康有为早年以康长素之名参加《万国公报》的征文,与他后来屡次上皇帝书,阐发的变法内容,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就不是偶然的了。可见,关心时政的中国士人阶层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接触西学和了解世界,从而萌生其维新改良意识的,与广学会新意迭出的宣传方式相比,《尚》的宣传手段保守、单一,无法迅速提升知名度。随着维新派报刊影响力的扩大,《尚》的宗教背景已经大大降低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丁韪良借建言时政来兜售宗教的做法,愈发引发人们的反感而被摒弃,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尚》长期游离于当时人的视线之外,在维新运动的关键时期湮没无闻。《东西学书录》对《尚》失之千里的一段着录却是道出了它在当时不受关注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