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近代张大义爱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活动分析

      摘    要：　张大义是云南大理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爱国留日学生的杰出代表。他文武兼备,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不仅有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之功, 还有投身武装起义之举, 在攻克上海时战功赫赫, 是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国是时的云南代表。民国政府成立后, 张大义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 是意志最为坚定的中国同盟会员之一。本文根据相关史料, 梳理张大义参加近代民主革命的英勇事迹, 探知其革命思想, 还原其革命的一生及其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　张大义; 民主革命; 中国同盟会;

　　Abstract：　　Born in Dali, Yunnan Province, Zhang Dayi was a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patriotic students studied in Japan. Versed in both polite letters and martial arts, Zhang Dayi not only actively propagated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but also devoted himself to armed uprisings. He performed extraordinary military exploits in the battle conquering Shanghai and a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unnan Province when revolution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gathered to discuss national affairs after Wuchang Uprising.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he had been following Sun Yat-sen as one of the staunchest members of the United League of China.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gives an account of Zhang Dayi's principle heroic deeds 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explores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s to revivify his revolutionary career and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ward Chines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word：　Zhang Dayi; democratic revolution; United League of China;

　　图一张大义 (右) 与大儿子张汉骞

　　张大义 (1880-1941) , 原名张近义, 号质卿, 云南大理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云南爱国留日学生的杰出代表。民国政府成立后, 张大义历任政府秘书长、众议院议员、交通部长等职, 并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 是意志最为坚定的中国同盟会员之一 (图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一次起义失败后, 黄兴曾送给张大义一副亲笔对联, 上款题“质卿仁兄正之”, 上联是“穷辱未甘英气阻”, 下联是“乖疏犹有正人归”, 下款署黄兴;张大义母亲武氏67岁生日时, 孙中山先生送其一幅亲笔写的中堂, 上款题“张母武太夫人七旬荣庆”, 中间是半公尺见方的四个大字“艰贞永年”, 下款署“孙文”, 全幅长约3米、宽1米多, 大红缎子镶边[1];1911年11月30日上海《民立报》载谭人凤、刘揆一等鄂革命党人致各地电, 言“民国渐次成立, 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 其所邀云南代表即为张大义[2]。由此可见张大义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遗憾的是, 如此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 因史料记载不多而罕有人提及。所幸他曾着《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庚戌复兴同盟会本部纪略》两文, 记述清楚详实, 从中可窥见其参加近代民主革命的事迹。此外, 张大义在清末留日铁路专业学生组织“中国铁路研究会”的会刊《铁路界》上亲笔撰写了一些文章, 可从中感知他的革命思想。本文力求根据相关史料再现张大义的革命事迹, 并还原云南近代爱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场景。

　　一、张大义留学日本前的革命活动

　　1880年, 张大义出生于大理古城。自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 云南逐渐沦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 这就注定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势必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度过。张大义早年丧父,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母亲做手工为生, 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在艰难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张大义聪颖勤奋、懂事孝敬, 在熟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深受儒家经典爱国救民和孝悌思想的熏陶, 并养成了坚毅勇敢的性格。他是“清光绪庠生”[3], 曾以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之后在大理以教私塾为生, 学生有赵屏候、蒲遂初、黄汝霖、杨增贵等人[4]。树欲静而风不止, 此时的云南已经没法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面对英法的侵略和掠夺, 腐朽的清政府不仅毫不反抗, 还把云南的铁路修筑权、矿产开采权拱手送给外人, 并在云南开口通商, 使当地的手工业大受冲击。此外, 云南地方官吏还对人民大加盘剥, 使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张大义和云南的许多爱国志士一样, 也开始思考国家及云南的出路。1905年, 25岁的张大义毅然告别母亲, 考入云南高等学堂,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 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云南高等学堂学习期间, 张大义如饥似渴地阅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醒世钟》等革命文献, 萌生了革命救国的理想。1905年8月,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张大义远在云南, “恍然有革命思想, 无从入党”。于是在1906年时, 他与同校同学黄嘉果、庚元义、周仲良、丁怀瑾、李琛、彭嘉猷、李伯东、李金木, 法政学堂学生李员伯、马骥、赵泽扬、谢树琼, 警察学堂学生王九龄、董承志, 东文学堂学生杨大铸、王懋德, 师范学堂学生高岩等发起“留省学生同盟会”, 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组织。留省学生同盟会成立后, 他们还积极成立同乡会以宣扬革命思想、开展革命工作。在张大义等人的努力下, 大理同乡会率先成立, 之后各地同乡会纷纷建立。留省学生同盟会以同乡会的名义, 多次上书指摘时弊, 动辄数万言, 言辞慷慨激昂, 为当局所不容[5]。

　　同年, 留学越南巴维学校的学生徐濂秘密携带同盟会盟书回滇, 张大义与沈钟、杨大铸、唐元义、王九龄、黄嘉梁、董承志、李员伯、赵泽扬、马骥等10人在大观楼亲填盟书, 面对波涛汹涌的五百里滇池歃血为盟, 成为云南本地加入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6]。

　　相比在国外加入同盟会的留学生而言, 在省内组织学生同盟会和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危险性更大。在清政府治下从事革命活动, 须有大无畏之精神才能有此壮举, 张大义等人的革命精神可见一斑。

　　(二) 参与文明演说会和云南公学会

　　加入同盟会后, 张大义等人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爱国活动。同盟会员们组织了“文明演说会”, 徐濂担任会长, 张大义与周仲良、李廉方、李伯东、唐元义、刘九畴为干事, 王九龄、杨大铸、李员伯、周从锡、赵泽扬、黄嘉梁、马骥为讲演员。他们每晚自带桌椅, 在交通要道登台演说, 痛陈越南、印度、缅甸亡国之惨状, 以激发民众的国民意识与民族精神。因驻滇英、法领事力请滇督丁振铎禁止演说, 演说会员怕列强借机生事, 就停止了演说, 改为文字秘密宣传。他们先是把演讲的内容和《革命军》《醒世钟》等汇编成册寄往各个学堂, 又由徐濂、张大义、李增、李伯东、谢树琼、唐元义编发《云南旬报》宣扬革命主义, 李伯东还着有《新云南》《醒滇梦》两书。为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 演说会员还编排了一系列新剧, 如杨大铸创作的《血泪书》《党人血》《盗图报国》《木兰从军》等, 赵泽扬、王应元、张大义、唐元义等人创作的《靖康耻》《崖山痛》《嘉定屠》《永历殉国》等, 在名伶翟海云的帮助下陆续上演。“戏剧深入人心较报纸为尤易, 云南民众已大多数趋于革命运动一途。”[7]

　　为进一步推动云南革命工作的发展, 留日学生、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10余人以巩固边疆安全为名, 向滇督丁振铎上书推荐云南第一批进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的昆明留学生杨振鸿回滇训练新军。杨振鸿曾因穿洋服谒见丁督而惹怒后者, 后者不肯授予其练兵之权, 但又担心云南留日同乡会向朝廷上书, 就专门办了一个专修体操学校, 任命杨振鸿做校长。杨振鸿就以此为阵地, 一面培养革命军事人才, 一面与张大义、陈文翰、刘九畴、李员伯、李伯东、王懋德、李治、董鸿勋、周从锡、李廉方、王九龄、唐元义、董承志等人组织“云南公学会”, 以研究科学为名, 其实是宣传革命思想。公学会在云南各地都设有分会, 至1907年时, 公学会分会已遍及60余县, 革命的种子在云南各地生根发芽[8]。

　　张大义在上述革命宣传活动中均任要职, 他或组织、或创作、或编辑, 与其他同盟会员一起为昆明重九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三) 领导学生罢课

　　云南风雨欲来之际, 最具权威的领导人杨振鸿因在滇西筹划起义未遂而重回日本, 云南缺少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经商议, 昆明的革命学生推举高岩到滇南与1904年发动起义但生死未卜的周云祥联系, 如联系上就以滇南为中心发起革命运动。事情尚无结果时, 高等学堂的学生范似兰到电报局发电报, 误入总办何旭房间, 被其亲兵打伤, 引发了全体学生罢课, 张大义、杨大铸、周从锡等20人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与官府交涉。当时, 留日云南同乡会联合同乡京官集体请愿, 以误国误滇、失地丧权之罪状, 要求罢免滇督丁振铎。此后, 丁督卸任、锡良督滇, 提学使叶尔恺来到云南, 主张用高压手段镇压学生运动, 命云南府知府刘钧以商量解决办法为名, 把学生代表骗到府衙, 一到即拘留, 次日交往县衙, 追缴伙食学费并押送回家。张大义因文采出众, 留在学校拟写禀稿而未被关押, 闻讯后逃往宜良同学董振鳌家躲避, 因遭到通缉而由“张近义”改名为“张大义”。三、四个月后风声渐平, 张大义与杨大铸、唐元义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 决定东渡日本。因沿路稽查严密, 他们计划先到越南, 与越南的同盟会员联系上后再到日本。当他们获悉担任广东提学使的大理同乡王人文与滇南的蒙自道魏景桐、河口督办王镇邦关系很好时, 就大胆冒充是王人文的弟侄, 从昆明一路南下, 在蒙自、河口还受到了优待, 一路顺利到达越南, 恰好遇到黄兴、黄龙生等人因镇南关起义失败退到越南。在黄兴等人的帮助之下, 张大义一行三人到达日本, 在异国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9]。

　　二、张大义留学日本期间的革命活动

　　张大义到达日本后, 先是考入岩仓铁道学校, 后因同盟会革命的需要, 又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日本学习期间, 他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宣传活动和军事训练, 一直是同盟会员中最为坚定的革命分子, 为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在《云南》《铁路界》编撰文章

　　《云南》杂志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 云南留日学生创办的一个革命刊物。从1906年11月创刊, 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停刊, 共发行正刊23期及纪念特刊《滇粹》一册。该杂志体裁多样、图文并茂, 在唤起民众反帝反侵略意识、团结爱国志士、推动革命发展等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 是同时期发行量仅次于《民报》的一份革命刊物。《云南》杂志宣传的革命思想不仅为云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还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在云南近代革命史上地位极为重要 (图二) [10]。

　　张大义到达日本后, 因思想犀利、文笔流畅, 在云南期间已经有不少革命宣传经验, 所以被推举为《云南》杂志社文牍, 成为专门撰稿人。当时参加撰稿的还有杨振鸿、吕志伊、张华澜等30余人, 都是义务写稿, 不取报酬。张大义以“义侠”为笔名, 陆续发表了《注重粗浅实业以苏民困》《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危哉云南七府矿产》等文章。

　　杨振鸿于1908年准备在滇西再度起义, 电邀时任《云南》杂志社总编辑的吕志伊共图进行。吕志伊离开日本后, 《云南》杂志社总编辑由张大义继任。1910年, 针对滇督李经羲将云南七府矿山开采权出卖给法国之举, 《云南》杂志增刊《滇矿危言》, 张大义任增刊总编辑。该增刊的主旨是:“滇政府断送矿权, 滇人应即自决, 速起革命军, 推倒滇政府, 以谋自卫。”云南省内革命人士拿到刊物后, 到处秘密演讲, 并向军队宣传, 被政府察觉后禁绝, 此后各期由缅甸仰光发到滇西腾冲等地, 使得“革命思潮日益进展,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1]。

　　图二孙中山为《云南》杂志题词

　　此外, 张大义还积极为留日铁路专业学生组织“中国铁路研究会”的会刊《铁路界》撰稿。该刊物以唤醒民众路权意识、宣扬发展铁路建设为中心内容, 大量报道帝国主义掠夺路权、清政府媚外卖路和湘鄂滇赣等省保路斗争的消息, 对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极具意义。在现仅存的第一期上, 就有张大义写就的《铁路界发刊之旨趣》《祝铁道界发刊》《吊滇越铁路》《各国借债热》《驳滇蜀铁路公司定名不可离脱官字之误》《欲保全滇蜀铁路必先争回商办》《汇东桥落成记》等文章。正如他在《祝铁道界发刊》中所言:“落纸云烟血染红, 聊将天地一炉镕。路权自是等闲事, 再造河山指愿中。爱国文章跃舞台, 洛阳声价血争来。五千毛瑟同功用, 不信国魂唤不回。”[12]

　　(二) 组织并参加秘密军事训练

　　1908年4月发动的河口起义失败之后, 黄兴等革命党人返回日本总结教训, 预备在同盟会员中培养军事人才。云南的同盟会员积极响应, 先是赵伸、吕志伊与大森体育学校商定添设特班, 名义上从事体育训练, 实际上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特班要求云南革命同志全体加入, 其它各省同志加入的有六、七十人。特班聘请日本退伍军官多人担任教官, 军校毕业的李根源也亲自授课。每当进行军事演习时, 学员170余人分为两军, 由黄兴与日籍教练各领一军, 以相对垒。他们还进行夜袭与拂晓攻击等作战训练。特班为中国近代革命培养了军事人才, 武昌起义之孙武、湖南起义之焦达峰、四川起义之夏之时、炸死良弼之彭家珍等都出自特班。此外, 光复上海、南京之先锋队和镇守汉口、汉阳之学生军都以特班人数为多, 特班学生回国参加武装起义殉难者不知凡几[13]。据李根源回忆:“知革命事业以武力为最重要, 乃与刘揆一、孙武、张大义、何汉、段雄诸君设体育学校于大森。”[14]可见张大义不仅身体力行, 积极参加特班的训练, 而且还是特班的组织者。

　　特班的军事训练结束后, 张大义等人继续找机会学习军事技能, 如赵森向广东留日学生熊越山学习枪法;张大义、赵申、张乃良、李全木及留学越南的数名学生秘密求教于精通炸弹的广东留学生李英奇;李植生、邓泰中、周传文、唐元义聘日本人学习催眠术等。1910年, 留日学生邓泰中、李植生、刁教生以未参加大森学校特班为憾, 与东斌学校商妥, 设陆军速成班, 半年毕业。张大义及还未回国的云南革命学生全部参加, 其它各省学生参加的有20余人, 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了辛亥革命中的骨干力量[15]。

　　参与秘密军事训练使张大义完成了从清末秀才到革命军人的蜕变, 其革命的坚定性不言而喻。

　　(三) 参与恢复中国同盟会本部并继任云南分会会长

　　自1906至1908年, 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同盟会员对革命前途逐渐失去信心, 消极的情绪开始蔓延。与此同时, 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 许多革命分子纷纷逃往日本。1910年7月, 清政府请求日政府查封《民报》, 原设于《民报》社的同盟会本部解散。当时, 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东京, 同盟会人心涣散、组织松散, 犹如一盘散沙。此时, 各省意志坚定的同盟会员谭人凤、熊越山、张懋隆、任鸿隽、章梓、黄奎、陈策、张大义等秘密聚会, 意欲恢复同盟会本部。8月, 章梓主张重设机关, 秘刊《民报》, 后因未获孙中山批准及章梓赴上海而停止。10月, 刘揆一奉孙中山之命赴日复兴同盟会本部, 章梓也重返东京, 召集同志数次商议, 推刘揆一为庶务, 总揽事权。湖南谭人风、邹代藩、肖翼鲲, 江苏章梓、黄奎、方潜, 湖北马伯援、袁麟阁, 四川任鸿隽、王希闵、张致详、张懋隆, 广东熊越山、梁龙、钟动, 福建郑烈、宋渊源、林时塽、方声洞, 云南张大义、兰嘉梁、杨大铸, 安徽孙竹丹、陈勤宜、常藩, 浙江傅孟豪、陶铸, 江西邓文辉, 广西苏无涯, 贵州赵显国等30人, 分任总务、财务、文事、军械、联络、暗杀各部事务[16]。张大义具体任文牍部长, 为复兴同盟会而不遗余力。据吴玉章回忆, 他在革命低潮时期组织的各省同盟会负责人联席会议也起到了振兴同盟会的作用, 参加的云南代表即为吕志伊和张大义[17]。同年, 时任云南同盟会分会会长的杨大铸为挽回路权而回滇组织国民大会, 张大义继任云南同盟会分会会长[18]。

　　由上不难观之, 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 不管革命形势如何, 张大义一直都未放弃他的革命理想, 对革命始终充满了热情, 成为革命活动中意志最坚定的同盟会员之一。

　　三、张大义回国参加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 张大义服从同盟会的安排屡次回国, 积极参加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 在攻克上海和光复南京时, 他不怕牺牲、英勇奋战, 这些事迹后人着墨不多, 但并不能被磨灭。

　　(一) 参加河口起义和广州起义而未果

　　辛亥革命前, 张大义参加过两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是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4月, 黄兴、关仁辅在云南河口发动起义, 声势浩大。比利时的中国学生会致电《云南》杂志社, 告知清政府欲向法国借兵平乱, 云南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张大义等同盟会员以云南留日同乡会的名义在神田区锦辉馆召开云南独立大会, 到会者数千人。革命学生先后演说, 控诉清政府丧权辱国之行为, 到会者无不感泣, 慨捐会费。之后, 杨振鸿邀各省同志回国援助, 张大义即为其中之一, 他主要负责运输武器弹药的工作。行至香港, 河口起义已经失败, 张大义等人只好和退守到香港的黄兴等人重新返回东京[19]。

　　第二次是1911年的广州起义。1910年11月, 孙中山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会议。因之前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 革命正陷入低潮, 故而议决集中同盟会的精英在广州起义, 和清政府决一死战。接受同盟会的安排后, 张大义等人从东京乘船经上海前往广州。由于船行到香港海面时搁浅而耽误行程, 他们从船上的无线电报道中得知起义已经失败的消息, 林觉民等大批革命骨干牺牲。张大义和其他准备回国参加起义的同盟会员们只得带着沉痛的心情又返回日本[20]。

　　在两次起义中, 张大义虽未亲自参加战斗, 但他不畏路途艰难, 从日本冒险回国参加革命起义, 实为不惜生命的英勇之举。

　　(二) 参加攻克上海、光复南京的战斗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受过军事训练的云南留日同盟会员纷纷回国支持起义, 张大义、段雄、何汉、郗教生、郑斌、杨名遂、李雄勷等人来到上海协助革命党人陈其美进行战斗。当时, 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联络了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以及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 决定11月3日发动起义。在攻打上海的战役中, 张大义等人“当往供上海县城之道署, 警局及高昌庙之制造局时, 持枪携弹, 躬赴前敌”[21]。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 张大义与其他同盟会员一道参加了敢死队, 从后门攻入制造局[22], 使“上海光复之局大定”[23]。上海光复后, 革命者组织沪军先锋队, 原推张大义为总司令, 后因他不是毕业于军事院校, 改为文牍部部长, 而由江苏的洪承点为总司令。对此, 12月21、22日的《民立报》也有记载[24], 由此可见张大义在起义中的不凡表现。上海起义使“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25]。孙中山曾这样高度评价上海起义:“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 厥为上海。”[26]

　　在上海门户吴淞的光复过程中, 清政府大部分将官反正, 只有巡防营统领梁敦倬弃师而逃, 济军统领黎天才保持中立、避居上海。黎天才率军1300余人, “其部下以天才平日治军严”[27], 与革命军相持而不敢表示态度。为以和平的方式推进革命进程, 张大义约同乡由犹龙、周汝敦以西南同乡关系力劝黎天才反正, 经委婉劝导、晓以利害, 最终促使黎天才“慨然允许”[28], 吴淞得以光复。之后, 其余各州县要塞皆闻风归顺, “上抵镇江, 下接外海, 所有清军, 悉隶属于光复军部下”[29], 苏州、杭州、镇江等江浙名城也先后反正, 江浙一带只剩下南京还掌握在清政府手中。

　　为光复南京, 同盟会召集沪、杭、苏、镇等地革命军组成江浙联军, 于11月底发起对南京的联合进攻。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 沪军黎天才“奋激发舒, 毅然以攻克江宁为己任”[30], 由沪军都督府补充饷械, 在其它军队的配合下奋勇进攻、浴血奋战, 带领军队“相继攻克幕府山、乌龙山、尧化门、雨花台、狮子山各要塞, 南京光复, 黎天才居首功”[31]。张大义等三人的游说之功更不可磨灭。

　　辛亥革命后, 作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民主革命者, 张大义一直追随孙中山, 历任政府秘书长、众议院议员、交通部长等职, 参加护国、护法斗争, 跟随孙中山到广州军政府工作, 从未背离过民主革命的方向。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 由于国民党当局背离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思想, 张大义对此不满, 遂于1927年从广州举家返回云南。之后, 他曾担任过云南省实业厅长、云南省公路总局秘书长等职。因长期为革命四处奔走而积劳成疾, 张大义于1940年返回大理, 次年秋病逝, 享年62岁[32]。

　　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张大义在爱国救民思想的驱使下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从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至1941年离开人世, 其间从未背离过自己的民主革命理想, 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4][20][22][32]张汉骞、张汉纲、张汉堪:《辛亥革命前后的张大义》, 《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
　　2张勇:《再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3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纂《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九,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272页。
　　4[6][7][8][9][11][13][15][18][19][21][28][31]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36-250页。
　　5木基元:《〈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 《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6张大义:《祝铁道界发刊》, 《铁路界》1910年第1期。
　　7林荃:《李根源》, 《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8张大义:《庚戌复兴同盟会本部纪略》, 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57-258页。
　　9任家郑、费正萍、刘玉强等:《略论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S2期。
　　10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七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45页。
　　11[日]小岛淑男着、李吉奎译《中国留日学生的归国运动》,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2年第5期。
　　12《本馆欧洲紧要专电》, 《民立报》1911年11月5日。
　　13孙中山:《有志竟成》,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中华书局, 1981年, 第244页。
　　14[29][30]《李燮和陈述光复军成立并先后光复上海、南京等地咨呈》, 《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