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论文：李鸿章与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评价问题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 1862 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 1901 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90 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 世纪 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

　　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 世纪 80 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 10 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当然要注意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但更要注重他们对于后世历史发展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多数是从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等制度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的。诚然，对于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封建官场贪污腐败的渗透等等，早期维新思想家都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事实上，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对洋务企业制度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洋务企业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取消洋务运动，而是要求在实践中打破封建体制的束缚，将洋务运动推进到更高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旧的官督商办体制基本上被冲破了。

　　何以冲破？还在于洋务派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的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依然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为准则，只是把单纯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所谓“西政”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之间启后承前的关系。维新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扬”的是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内核，“弃”的是洋务派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采用的官督商办的外壳。因为维新变法“否定”了洋务运动而在历史研究中全盘否定洋务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对于作为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由他的基本事业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既不依他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也不依后人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所转移。李鸿章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简单地以进步或反动、卖国或爱国盖棺论定。他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维护者、殉葬者，也是一个被新时代迅速淘汰的开拓者。他致力修补的清王朝“破屋”已经倒塌，而用来“补天”的石块，却成为新世界发轫的起点站。“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破屋”倒塌的废墟，李鸿章不过一陪葬的“李文忠公”;侧看新时代的高峰，李鸿章却站在海拔的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