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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浅析鲍德里亚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研究

来源:985论文网 添加时间:2020-05-27 16:29
理论演变的社会背景,理论背景和逻辑转换
  
  2.1 鲍德里亚思想阶段划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鲍德里亚的思想阶段进行划分是进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下,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提性工作。这样说的依据正如前文分析到得那样,鲍德里亚本人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哲学家,其理论时刻都有发生断裂的危险。这导致鲍德里亚不同思想阶段的理论,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思路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将不同思想阶段的理论杂糅在一起,不但不利于将问题讲清楚。还可能造成前后矛盾的尴尬局面。
  
  其次,本文研究的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鲍德里亚早期的理论,因此,必须对鲍德里亚思想阶段进行划分。对鲍德里亚思想阶段进行准确划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鲍德里亚是一个思维敏锐的思想家,他总能及时的洞察到社会各领域发生的微妙变化,并能针对这些变化的出具有创造性而不乏深刻性的结论。他能够以广博的知识去感知这个社会,以一个思想家独具的深邃天才的创造性去理解这个社会,并以充满了诗性浪漫的文字去描述这个社会。鲍德里亚拒绝长期的驻足某一特定领域,也不会在一种现有观点上倾注太多的热情。可以说他的研究总是处于不断地流变,不断地与现有一切观点的告别。鉴于这一特点,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评价众口不一。其反对者认为,鲍德里亚思想的这种流变性导致其思想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最终难以保证其思想不缺乏深刻性。甚至有批评者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过于激进,指责他以时髦的理论姿态弄潮。
  
  仰海峰博士将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并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分析,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有《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阶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此时的鲍德里亚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这一阶段的作品有《生产之境》与《象征交换与死亡》;第三阶段是同一切现有思潮决裂,最后同现实本身决裂,走向了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这构成了鲍德里亚后来的主要论题。”
  
  2.2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根基和理论背景
  
  2.2.1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根基
  
  当早期鲍德里亚走向理论舞台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从过去的生产主导社会转向了消费主导社会。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股消费社会理论热潮。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这一主题的论述无疑使最为激烈也是最为深刻的。麦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德波、巴特、列斐伏尔、利奥塔、布迪厄包括鲍德里亚都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中,鲍德里亚将哲学的思辨与列斐伏尔关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以及巴特关于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相结合。另外,法国思想家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进入到了鲍德里亚的视域,鲍德里亚的早期文本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考察消费社会中物体系的物像结构及其消费的需求意象。
  
  从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问题与精神分析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鲍德里亚以符号学的视角和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方法对消费社会进行的批判构成了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鲍德里亚理论的来源,我们必须对两条理论线索进行研究:其一,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第二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要对这两个理论背景进行考察原因在于,将鲍德里亚消费视域下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置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与大众文化批判的谱系之中能更清楚的洞悉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2.2.2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
  
  研究伊始我的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的困惑,诸如,鲍德里亚何以将符号学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又是如何能够准确的把握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匮乏社会走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众多方面的变化,在研究了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之后,我欣喜的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对鲍德里亚的研究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自 20世纪 40 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兴起了对启蒙精神批判的思潮,在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一直被视为这一批判精神的延续。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知识被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于此同时,学术界对于科学技术的狂热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许多诸如本质、灵魂等形而上学的概念被人们从理性中驱赶出来。实证科学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果使得形而上学变得愈发的没有地位,工具理性成为理性唯一的合法代言人。人们对于经验和工具理性的迷信逐渐的演化成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们的奴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思想家开始注意到了这一消极结果。默克海默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待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将科学等同于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研究,只关注现象忽视本质的消极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危机。鉴于这种情况,科学重新求助于形而上学,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解除危机,反而令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原因在于,既然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对于科学的反思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本身,还应该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的批判。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也吸取了这一观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将这本书的副标题直接定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就很能说明其态度。他一方面承认科学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将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的必要性。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了人们普遍性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似乎填平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别。然而这种差别仅仅局限于无产者物质方面的改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矛盾并未改变,不平等的根源仍然存在。马尔库塞批评了“科学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观点,其中隐藏着一种科学技术的统治欲望。其实这正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另一位法兰克福学者哈贝马斯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的观点进行了高度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马尔库塞70 周年而作,马尔库塞对哈贝马斯的影响可见一斑。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这是无法用巧合解释的。在哈贝马斯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强化了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对工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观点,他甚至将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当自有资本主义发展至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加速了财富积累的速度。同时,他也指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社会制度也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这是一种明显的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论证。
  
  哈贝马斯甚至比马尔库塞走的更远,相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不仅仅是提出了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他还尝试将这一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相比,其“意识形态性较微弱”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也比传统的意识形态更加不易察觉和无孔不入。它甚至像一剂麻醉剂弱化革命阶级的革命意志。默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通过对大众媒介的研究,鲍德里亚认为大众是强于一切媒介的媒介。他极富激情的说道“操控的秘密存在于大众媒介的狂热符号中”①可以说,符号获得了“社会总体事实”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鲍德里亚走向了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的这一转变,实际上是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转向了符号逻辑。这是一种在文化维度上展开的思考。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当一切都转换为文化问题的时候,鲍德里亚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带来毁灭性的冲击,鲍德里亚用符号编码取代物质生产,以此指责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不能洞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但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符号生产只能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因此符号生产相对于物质生产只能算作 “表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尽管马克思之后许多哲学家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不乏合理之处,但是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向依然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正如凯尔纳所言:“我们仍然生活在生产方式支配着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时代。”
  
  事实上,政治、经济、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并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他也同样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无论是片面夸大文化的作用,还是走向另一种极端--文化毁灭论无疑都无法通向人类解放的可行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的象征理论并没有完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而是陷入了一个狭窄的领域,鲍德里亚片面的、抽象的界定了人的存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概念的反抗是基于生产和现实生活对立的基础之上的。鲍德里亚将生产仅仅看作是生存的手段,而没有从现实性、历史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一概念。因此鲍德里亚将象征性交换看作是交换的“本真”,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看成是一种镜像。鲍德里亚的象征性交换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和乌托邦式的原始交换方式的复归。尽管鲍德里亚不愿意接受这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救赎,并没有现实生存的土壤。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空洞的运作背后仍然需要经济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支撑才能够使其理论具备现实性。鲍德里亚始终没有明白人类现实的解放道路并不在符号世界里,而是在现实社会之中,与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关注相比,鲍德里亚以消费社会为对象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必然沦落为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反抗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使得他从政治经济学领域抽身出来,借助列斐伏尔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及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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